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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草，祖籍安溪，出生于厦门（1874－1960）。六岁那年，父亲被人贩子贩作奴工出洋，一去不返。全家留下一个年青的寡母、一个小妹妹和一千个铜钱。为了生活，母亲为人做衣服，纳鞋底，许春草自己九岁便去一家鞋铺子当童工。封建时代童工的滋味，他都尝遍。十二岁，为了争取多赚几个钱，他改行当泥水工。由小工升大工，升师傅，直到中年，当上建筑工程的包工者。
　　因为父亲被洋人骗卖一去不返，把他的家庭推入艰苦的深渊，他对洋人洋教，痛恨入骨。从青少年时期起，他便自发地视洋人如寇仇。当时，洋人在厦门最为突出的形象，是英美传教士，而为这些人在社会上活动的是基督教徒。因此，他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对象，便是“洋教”和“为虎作伥”的教徒。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便步武“桃园三结义”方式，结拜了几十个兄弟，工余之暇，四处打抱不平，为弱小者出气，碰到街上有洋人和教徒举行布道会，他们便冲进人群中，跟他们辨论，以至打架，成为厦门基督教教会的一个大阻力。
　　当时外国传教士和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教徒，主张利用洋人势力来惩办许春草，教徒中有个正派人，却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基督的道理是人类的福音，我们信教，目的是要把福音传给人，如果利用洋人势力来惩办许春草，必然会引起百姓的反感，福音便无法传开。”这位长老自告奋勇，主动去争取许春草。经过二年多和许春草做朋友，不但使许春草不再反对洋教，转过来他也信仰基督教了。
　　许春草信仰基督教是他一生历史的大转折点。他以后自己对人说：“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汉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稣，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协。”他还说：“洋人有好有坏，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好人我们不反对，好事我赞成。信仰基督是好事，传福音的人是好人。”从这一觉悟出发。他把洋人一分为二，有的他就跟他做朋友，有的他就彻底和他们对抗。
　　对个别坏洋人，他有时情绪很激烈。有一次，鼓浪屿英华书院的主理（董事长）兼鼓浪屿工部局董事长英国人洪显礼，在一个建筑工地，屡次和他为难。他忍无可忍，一个早上，他和工人在工地时，洪显礼手执手杖，疾步而来，破口大骂许春草，说他闯进他“准备要卖”的那一块小墓地，挥起手杖，像要打人。许春草预先告诉在场工友：“今天不应再饶他，我喊打，你们就打。”等到那个洪显礼走近，继续骂人时，许春草大喝一声“给我打，打死了我赔命！”十几个工友，一时锄头扁担，迎头而上，把洪显礼吓得逃进附近的人家去。还有一次，鼓浪屿工部局长（另一个英国人）在鼓浪屿向四面八方敲诈勒索，中国人无处申诉。许春草串联三十多位受害者，向当时“会审公堂”堂长朱兆莘（这个人很正派，不怕洋人，后任北洋政府驻英公使）申诉。朱兆莘召集鼓浪屿各国领事，陪审工部局长，告发书接连递上十几份，许春草代表受害者控告，弄得工部局长及陪审的各国领事，如坐针毯，最后朱兆莘当着陪审团痛斥工部局长一顿，说你是英国人，也应该顾惜你们英国人的体面，并指令他退赃。第二日，该工部局长自杀而死，这只是许春草不与罪恶妥协的又一事例。
　　但是，对善良的外国人，他很尊敬。有一位牧师跟许春草一样，厌恶那些假冒为善的外国牧师。经常支持许春草在教会中对那种人作斗争。这个好英国人得到许春草非常的尊重，他从这位牧师，学习到英国的议会制度的好处，作为以后的他的政治目标和行动指南。
　　有一位美国牧师，也可以说是他的好朋友。他从这位牧师得到当时没有地方听到的世界知识，有好几位闻名的美国人，如华盛顿、林肯都成为他为人处世的典范。尤其是林肯的事迹，对他的帮助更大。他非常欣赏林肯的诚实与仁慈。他说：“林肯为解放黑奴，挽救联邦免于分裂，发生内战，实在出于不得已。但是他在内战中，能够做到对个人全无仇恨，对人民满怀热爱，对真理彻底坚持，是极不容易的。”他认为林肯对政治道德的示范，功劳远远大于任何政治家。孙中山先生提出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权，百倍加强他一生追随孙先生的热情，而这个人民政权的精神，是林肯所概括的。　所以他对好的美国人是尊敬，不是仇视。
　　

　　许春草信仰基督教，他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以十亿计，有些人，认为上帝的存在是虚构的，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的人物，同托尔斯泰、雨果、孔丘、孟轲一样，他们都为人类的社会说些中肯的话语，也做一些有益于人类的实际事业，但认为耶稣基督和他们一样是人不是神。
　　许春草皈依基督之后，他的信仰内容，同上面这些看法有明显的不同，他深信宇宙中存在一位全能全智全爱的真神，他存在于宇宙之中，却不限于宇宙之内。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又是统管万物的主权者。惟有他至上、至尊、至圣、惟有他是“无限与绝对”的，许春草是这位上帝的受造者。由于人类没有一个好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他们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道，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无神，以至世上发生各种不幸的事故，造成人类沉沦的后果。许春草相信上帝出于自己的无限慈爱，不忍世人沉沦，自己道成肉身，在耶稣身上，显示自己的慈爱，为人承担罪恶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他的慈爱与公义，救赎世人进入永生。他毫不动摇地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自己成为肉身的人，无以名之，名之为“上帝的独生子。”
　　从这个信念出发。许春草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活得像耶稣基督，所作所为应该以基督的指示为依据。他把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为人生的基本大法，如同宪法之于人民。皈依基督教之后，他断然改变了他为人处世的路线。最大的改变，是他再也不想动用武力去为人家打抱不平，而是用爱心去改造人。他并没有离弃早年拜把的百来个豪侠之士，他逐渐说服了他们改变路线，有不少人在他的影响下也皈依基督。
　　在日常生活上，他表现得同过去判若两人，他以后自己回忆当时思想感情的情况，他说：“我信主之后，觉得世上任何人都比我良善，不是这样胜过我，便是那样胜过我。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好人，也没有一个完全不可救药的人，主耶稣来世间，就是要拯救罪人。所以我们对任何个人，只有怜悯，没有仇恨。”他以后为厦门建筑总工会订立一个会训，叫做“有公愤无私仇，”就是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基督教有一个派系，强调属灵生活，以追求未来的永生，为人生最高的目的，而不重视世上人间的问题，他们认为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献身，都是属世的行为，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无大关系。基督徒参加社会活动，爱国活动，都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对许春草来说，不是完全的福音真道。他指出，圣经的话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可以说是属灵一面的生活，而“爱人如己”，却和爱神一样的重要。一个诚实有属灵生命的人，一个尽心尽意爱神之人，一定要表现出爱人如己的行为。因此，当人民在苦难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基督徒有绝对的责任去救拔他们。
　　许春草信仰耶稣之后，参加过辛亥革命，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参加历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运动；带头不顾某些人于“九一八”事件发生时阻止人民反日活动的意图，倡导在厦门成立全国第一个公开挂牌办公的“厦门抗日救国会，”对当时官员和在厦门活跃的数以千计台籍流氓、奸商，作剧烈的斗争。他早于1920年组织“厦门建筑总工会”，1931年建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这两个团体在基督教一些属灵派的眼中，都是属世的作为，不是一个虔诚基督徒应做的事。
　　这两个人民团体，因为许春草拒绝向官员去登记备案，被当时的官员当作反政府团体，不断通令解散。许春草为维持这两个人民组织的独立，天天站在被告的地位，同他们作斗争。这些活动，在许春草的信仰上没有发生矛盾，而且认为做这些事，正是在走耶稣基督的道路。他毫不动摇地抵挡教会中属灵派反对，一往无前。
　　

　　在许春草的历史中，厦门建筑总工会是他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重要组织。
　　许春草从十二岁由鞋店学徒改行当泥水徒工起，眼见当时建筑工地和他的年龄差不多的一些徒工，受到工头各式各样的虐待，心怀不平，无时或息。到他十四、五岁时，他就以桃园三结义的形式，结拜了不少徒工，一人受到不平待遇，全体出面“计较”，互相支援，取得一些成果。从那时以后，他就领会到群众力量的作用。他继续发展拜把兄弟，多至百余名，成为建筑工地一支引人重视的力量。以后就是一支在社会上为人民打抱不平的力量。这支封建式的群众关系，也就是他历次参加革命活动的群众基础。
　　厦门建筑总工会，于1918年正式挂牌，地址在鼓浪屿龙头街，原名为“厦门建筑公会”，是一个工头与工人的混合体。许春草年轻时期的拜把兄弟，到1918年，基本上都当了建筑师傅，有的是包工者，这些人手下，都有数以百计的工人关系。厦门建筑公会，就是通过这种关系创建起来的，在短短二、三年内，建筑公会便拥有二千人以上的会员。在社会群众中，有一定的发言权。
　　1920年，孙中山先生派了一个代表来厦门找许春草，要他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解散后的新组织），问到他厦门的社会基础，许春草把建筑公会告诉代表。1921年，许春草应孙中山电召前往广州汇报厦门情况。提到建筑公会，孙先生当面指示，改名为“厦门建筑总工会”，和广州建筑总工会，同一规格，并修改了章程。当时国共还未合作，孙先生没有强调无产阶级社会团体的单纯性，所以维持原建筑公会的混合性质，——工头与工人合作。改名易帜后，建筑公会发展迅速，至1925年，已在厦门成立九个分会，正式登记的会友，达到三千余人，非正式会友近五千名，为厦门第一强大的人民团体。
　　厦门建筑总工会的发展史，并不是一帆风顺。改名易帜后，首先受到地方当局的敌视，指为某方面的外围组织，千方百计压制，不准作任何活动。因为工会成立之后，有几次跟“业主”发生交涉，罢工抗议，更受注目。每逢五一劳动节，举行一次游行示威，碰到国内处发生政治问题，建筑工会的标语传单都不落人后，大量散发。到抗日前近于独裁统治的那些年月，即1928—1937年十年间，厦门建筑总工会反抗当权者的无理斗争，不下十余次，有时很激烈。
　　鉴于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腐败，贪污无能，对人民的事务，漠不关心，只知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许春草拒绝厦门国民党政权对建筑总工会的任何干涉。坚持不向国民党党部和警察局履行人民团体登记手续，也不接受他们的命令，不参加他们的群众活动。坚持得最彻底的是不向他们登记，不让他们派人“指导”。这一点，扫尽了统治者的威风。他们千方百计，以打倒建筑总工会为他们统治厦门的第一目的。
　　厦门国民党结合他们的警备司令部，海军陆战队和公安局武装警察，对建筑总工会，软硬兼施。最突出的是另外组织一个所谓“砖瓦工会”包运建筑材料，禁止建筑工会工友起卸砖瓦及其他建筑材料，派军警守卫码头；凡属建筑工友起卸建材，一一逮捕，甚至殴打，这种情况延续二十余天，任何交涉都宣告无效。许春草召开总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会工友，保卫搬运。首先发出大量传单，向社会控诉，并声明订期某月某日，武装保卫工友起卸建材，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到了特定的日子，许春草带头，动员了近三千多名工友，包围起卸码头，驱逐守卫该码头的军警，保卫工友，起卸砖瓦建材。因为事前宣布那天的行动，厦门国民党党部会同海军陆战队，出动全部武装警察及侦缉队，准备镇压，市上群众四面八方，前来助威或观看热闹。在这时刻，国民党推出一组社会的知名士绅，前来调解，提出两个条件：1、承认建筑工友以后有搬运砖瓦建材的权利；但是2、当天要阻止建筑工友搬运。许春草明知他们的诡计，坚持在三千多工友保卫下，搬运建材，以示决心。最后打赢了这场有可能引起大冲突以至大流血的事件。在这个斗争中，许春草每过一小时，进入密室祈祷一次，力排众议，不达到搬运示威的目的，绝不收兵。这也可以看到他信心的坚定。
　　建筑总工会不向国民党政权登记，对厦门国民党领导，是一项威信问题，他们挖空心思，要来迫使许春草就范。有一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厦门（是1932年），厦门国民党领导兢相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森原和许春草相识，派一位华侨老国民党同志叫叶独醒，去请许春草到他的行馆谈谈，许春草问叶独醒先生：“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老先生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春草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在这里他实践他那句经常引用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
　　

　　1921年，许春草应孙中山先生之召，前往广州。中山先生叫他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发展党员，并准备发展武装，以备北伐。许回厦后，在鼓浪屿山路某号秘密发展国民党员，还派同志多人到福州发展党员及活动地方民军武装起义。
　　经过半年以上的努力，他在厦门登记一千多名党员，在福州也登记党员，近千名。厦门的党员以建筑工友和学生占多数，福州所发展的几乎全是学生，又通过他的关系，争取到福州五虎口长门炮台台长和厦门三个炮台台长加入国民党。福州督军衙门卫队团团长辛桂芳，厦门侦缉队队长陈尚志也都宣誓入党，准备起义。
　　1922年6月，陈炯明受北洋军阀收买，炮击孙中山先生的总统府，孙先生暂时避难于白鹅潭的永丰舰。那时候，孙先生和许春草的联络同志郑螺生先生，正在鼓浪屿商谈问题，接到电报，立即起程驰赴白鹅潭的永丰舰向孙先生请示。郑螺生是福建同安灌口人，旅居马来西亚吉隆坡，早年参加同盟会。那位刺杀清廷将军李准的温生才烈士，就是他的关系，所以甚得孙先生的信任。当时他任非常大总统府事务司长，以节约俭朴为同志们所称道。孙先生派他和许春草联系，以品德言，两人相得益彰。
　　郑螺生要奔赴白鹅潭的永丰舰见孙先生之时，许春草请他转告孙先生：鉴于白鹅潭的永丰舰在陈炯明炮火射程之内，孙先生处境十分危险。许建议，请孙先生到厦门暂避。这个建议，孙先生没有明确认可，但他指示郑螺生立即返回厦门，着许春草尽快夺取厦门。并发下委任状，委任许春草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
　　许春草接到孙先生的命令之后，加紧准备夺取厦门，迎接孙先生。当时许春草手中的力量比驻军弱。除三个炮台和侦缉队起义同志之外，只有五百余支杂式枪支可以配备千余名的建筑工友。不得已飞调内地武装，前来支援。应调前来未到的，预计惠安林诗篇，林建邦三百余人枪，安溪、同安、南安等可来约七百人枪。
　　这个攻占厦门的计划，准备约二星期，勉强可以发动。但发动那天晚上，海上忽然刮起大风，内地人马，直到午夜，还无信息，这样实力就减少一半。许春草只好提前宣告延期发动。第二天，才知道惠安一支武装，到围头苦战狂风巨浪，不能前进。同安、安溪、南安诸路人马，亦因风浪盖天，无法飞渡。攻占厦门的计划，遂即告吹。在这期间，孙先生已安全撤离白鹅潭，去上海。
　　福建讨贼军的活动并未因厦门的挫折而中止。相反地，为从闽西南夹攻陈炯明东江据点，许春草仍一往直前，在福建各地进行组军工作。一共成立九路讨贼军，厦门是以建筑工人为基础，成立第一路军，福州以学生军为基础，成立第二路军。其他闽南、闽西分别成立讨贼军，各得一定番号。总计隶属福建讨贼军总指挥部的武装，人枪达到二万人左右。因驻地分散，一时不能成军，对包抄陈炯明后方，仍无法发挥作用。
　　1922年11月间，北伐军许崇智由湖南回师反击陈炯明没有成功，转道入闽。福建讨贼第二路军，即福州的学生军，起而响应。当许崇智部队到达水口时，学生军在福州城内发动起义，迅速占领北洋军阀李厚基的军事制高点于山乌石山屏山（即所谓福州的三山），并进攻督军衙门，搜捕督军李厚基未获，——李提前逃入台湾银行福州分行，托庇日人。
　　学生军派队出洪山桥迎接许崇智。当时北伐军可以兵不刃血克复福州，对学生军赞扬备至。但以后未经许春草同意，却命学生军解散。许春草以福建讨贼军总指挥名义提出抗议，许崇智派参谋长罗翼群，旅长张明达来厦门解释，因双方意见出入太大，许春草立即上报孙中山，请求结束福建讨贼军，辞去总指挥职务。
　　许春草辞职后，讨贼军在闽南数县尚有上千武装，没有全部解散。鉴于讨袁之役，遗下来一些武装，失去革命的正确领导，流为散匪，如陈国辉、叶定国、扬汉烈之流，为害地方，污辱革命声誉。许春草为处理这些部队的善后，费尽苦心。最后他说服一些华侨同志，筹足几万元现金，分别遣散回乡生产，杜绝后患。
　　

　　皈依基督的许春草，他热爱上帝，也热爱上帝的教会。他领洗皈依之后，认识到教会是上帝的家庭，教会是神圣不容污染的。
　　保持教会的纯洁性。首先要保持每个信徒的纯洁性。他对基督徒领洗入教以后的言行，十分重视。他认为领洗入教，是在上帝面前和他立约。凡领洗入教的约章所列举的条文，都应该终身遵守。除了十条诫命之外，还要履行教会追加条文，例如男人只做一个女人的丈夫，礼拜天停止一切属世的工作，（不得做买卖），要到礼拜堂做礼拜，不得赌博、不抽鸦片。教会中有人违反这些禁戒，他一定要按照圣经指示，邀集几个会友去劝导他，如劝导无效，就要报告长执会，加以劝告，如再无效，按教会条规处理，轻者禁守圣餐，重者开除出教。
　　因为他自己严守教规，对会友认真督促。对教会领袖如牧师、长老、执事、传道监督更严。就是1912年，他在“中华第一教堂”（厦门新街堂会），掀起一场弹劾牧师黄植庭秘密栽种鸦片的风波的原因。
　　新街礼拜堂，是许春草的“母会，”他在这里被选为长老，连任多次。他和牧师黄植庭，同心为教会做事，相处很好。有一天，他听到传说黄牧师和几位堂会执事，在厦门仙岳山后湖里社辟地若干亩，种植鸦片。这使他大为震动。他当时是个建筑包工者，有好多事使他忙不过来。可是这个传说影响到教会的纯洁性，他放下急要的事情，从事实地调查。他带了摄影师和几位会友，到湖里社去实地考察，果然在那里有若干亩的鸦片作物，罂粟花正在盛开。田地上还有一位和黄植庭牧师要好的执事名叫吕厘的，在指挥雇农工作。许春草把站在罂粟花间指挥工作的吕厘，连鸦片田地，拍了好几个镜头。然后问吕厘，这些鸦片是谁要他种的？从吕厘口中，他了解到黄植庭牧师是这项罪恶事业的发起人与投资者。
　　闽南基督教会每年年终都要举行一次“年会”。集中全闽南十余县份的教会牧师、长老，出席讨论教会一年的工作情况，并处理一些问题。许春草以长老的名义，出席“年会”，在会上他把黄植庭牧师秘密种植鸦片的情况，向大会提出指挥，一时，几百名出席代表几乎掩耳不敢置听。几个外国差会牧师，无比愤怒！以大老板的气势，反而痛斥许春草谣言毁谤。黄植庭更加汹涌，矢口否认。许春草不慌不忙，把他所拍的已经放大的照片，一一交与主席团，按次序给大众传阅。一时秩序大乱，人们大多支持许春草的指控，但所有外国牧师和一小撮握有实权的会友，为黄植庭辩护。这次年会，原订举行×天，为了这件事，延长了几天。
　　许春草这个时候，有如马丁路德在德国沃木斯议会的情况，四面受敌，正义不能伸张，但他屹然不动。他每天晚上“彻夜”祈祷，从神那里领取勇气与力量。每天出席应战，逐步把事实弄清，得到更多代表的支持。当下就有人建议，开除牧师黄植庭和协同种植鸦片的×个长老和执事。在这时刻，外国人挥舞他们的“特权”，为罪恶的黄植庭撑腰，结果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把在鸦片田地上被拍照的吕厘，作为替罪羔羊，开脱了黄植庭和几位同犯。
　　自从这场风波过后，许春草痛感上帝的神圣教会，把持在外国人手中，无法照公办事，从这场风波里，点燃了他使教会脱离外国差会的专制统治的思想。
　　首先，他在新街堂会（母会）所属的溪岸礼拜堂建议脱离新街堂会，自筹经费，自选牧师，自治会务。这一点不费什么气力，于第三年便取得外国差会同意，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溪岸堂会，不受外国差会支配，但仍继续留在闽南基督教总会，作为一个成员。以后他又独立在集美镇许厝社，租得一座民房，改装扩大建立一个礼拜堂，把许厝社改名为福音村，藉以便利当时集美中学数以百计的教师，学生礼拜日的聚会，该礼拜堂深得陈嘉庚先生的弟弟陈敬贤及其夫人的支持，在集美镇不受干扰。直到抗日战争，这座聚会的场所，被日本侵略军炸毁。
　　许春草可以说是闽南最先倡议建立中华基督教会的标兵，和上海的俞宗周牧师互相呼应。
　　

　　奴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悠久的恶俗。大户人家把穷人的女儿，从七、八岁买进来当牛作马，百般虐待，往往迫害致死。有幸活到一定年龄，不是收留为妾，便是贩卖为娼，婢女命运之惨痛，甚于美国的黑奴。
　　许春草对婢女的不幸遭遇，从幼年时代，就有强烈的同情。在他八、九岁的儿童时期，看见大户人家鞭打，虐待婢女，就为她们流泪。有一天黄昏时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提个小箩筐，寒风瑟缩中躲在路旁哀哭。小春草惊问何故？女孩说：“她家主人给她三个铜钱要她买酱菜，被人抢去了，没有钱买酱菜，回家会挨打。”小春草想一想，记得身上正好有三个压岁钱——这是他惟一的私产，二话没说，解开带子，就把那三枚被他磨玩得金光灿烂的“大康熙”塞进女孩手中，说声“给你”就自个儿走了。虽然从现在看起来，是件小事，可是在那个时候，穷孩子舍得了一个“大康熙”就不是简单的事。
　　皈依基督教之后，看见人家虐待婢女，许春草总是按耐不下内心的怒火，经常出面干涉。有一次他被婢女的主妇抢白着说：“婢女是我用钱买来的，要打要杀你管不着！”这一句话，触动了他的深思：“用钱买来的人，便可以打杀自由？”这个理由，对他来说，不是味道。因此，他立下志愿，有朝一日，我有了力量，首先就要解放婢女，如同林肯解放黑奴！“中国婢女救拔团，”就是在这种志愿下组织起来的。
　　许春草有个坚强的意志与信心。无论做什么事，经过他深思熟虑，迫切祷告，认为符合上帝旨意，无论碰到多大的阻力，和如何的困难，以及受到何种挫折，绝不退却，绝不屈服。如上面所叙述过的讨袁、讨贼，和同教会内的黄植庭的斗争，就是这样取得胜利的。“中国婢女救拔团”的设立，也是同样考虑过而建立起来的。他考虑到：凡是养得起婢女的人家，都是家庭拥有资产的富豪和有权有势的官僚家庭，虐待婢女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中国婢女救拔团的出现，就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面对官僚和富户的双重压力，能撑得住，支持下去吗？当他考虑到这里，过去在社会上听到的婢女被殴打的皮鞭声，悲惨的哀哭声，重新刺进他的耳朵，他认清这是上帝的呼召，他责无旁贷，决心干下去！
　　1929年，许春草在鼓浪屿笔架山观彩石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倡议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解放婢女。虽然响应号召主动前来参加的不上百人，但许春草严肃而郑重宣布开会。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控诉蓄养婢女的罪恶，谴责一切蓄养婢女的人家。他在举例中，涕泪滂沱，听众同声饮泣。他的最后一句结束语说：“愿有良心的兄弟姐妹们，跟着我来！天父支持我们！”
　　中国婢女救拔团发表宣言，痛斥蓄婢制度，要求养婢人家，立即解放婢女。提出几个办法：
　　（1）让婢女进学校读书，以进学校为标准。课余回家，仍可帮理家务；
　　（2）婢女不堪虐待的可以逃来救拔团，由救拔团收容教育，给以衣服膳食，并保证其生命安全，健康成长；
　　（3）受到残酷虐打中的婢女，中国婢女救拔团要以武力抢救，不惜牺牲；
　　（4）中国婢女救拔团设立收容院。婢女进院，改称院生，按年龄程度接受教育，够上中学程度的，保送入中学。达到结婚年龄的任其自由选择配偶，由救拔团主持婚礼。
　　这份宣言，印发五千张，分发厦门、鼓浪屿各界人士，震撼了统治阶级和蓄婢家庭，这么一来，他们不能再养婢女，不能再随心所欲打骂、糟塌婢女了。有人说：“许春草又在造反了！”
　　被触怒的党政军警及司法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党部提出，按法令，中国婢女救拔团没有履行民众团体登记，是不合法的组织，所有军政法机关，有权加以取缔和镇压。由此，社会上就产生各种议论：法院宣布，婢女救拔团及其领导人犯上刑法破坏家庭罪，应受法律处分。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通过鼓浪屿会审公堂，要鼓浪屿工部局加以取缔。拥护的，大部分是学校学生，普通商人和劳动工人，小商小贩，当时在厦门出版的报纸，都在当权者控制之下，几乎没有一家仗义执言或刊登救拔团的文字。中国婢女救拔团在这种情况下，有如乱石堆中的鸡蛋，随时都有被粉碎的可能，这是许春草早已料到的。对此，他屹然不为所动，沈着应付，他一天有几次为中国婢女救拔团祷告！
　　政治压力够重的了，但经济压力更加严重，许春草组织婢女救拔团的时候，正是福建讨贼军收场之后，他典尽卖空自己历年积下来的微薄的家当，用来遣散奉孙中山先生命令解散的内地民军，免流落为害地方。1930年，是他一生经济最穷困的时期之一。养婢之家，尽是富户，加上政府威胁，没有办法向外募捐。为了打破这个难关，许春草恳切祷告，得到一次属灵的启发，要独力支援救拔团及收容院的经费二年，不得向人募捐。于是他只好借债来维持这项事业。除每年两次演剧义卖剧票外，没有任何方面的捐款。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顺便表场一位慈善家——厦门同英布店的东主卓全成先生。他虽然是个资本家，但家里没有养婢，对许春草的救拔婢女，极为同情，他主动引进织布机数架捐赠收容院，教导学生学会织布，并代包销，将收入悉数交与许春草，作为收容院的维持费，减轻了许春草的债务。
　　许春草逝世后，卓全成说，“许春草所办事业，他无条件的赞成。因为他所作所为，都符合基督的道理。”
　　在表场卓全成先生的同时，我还得记下一笔鼓浪屿救世医院的贡献。鼓浪屿救世医院是基督教医院。医生护士多数是热心基督徒。他们对婢女救拔团的宗旨，非常同情。有些医生护士，参加了婢女救拔团为团员，不辞劳瘁为收容院院生服务。
　　收容院章程，凡婢女不堪虐待，逃进收容院，办理登记之后，负责职员便分头通知许春草和医生，他们通常是先后赶到收容院。由医生检验难女身体，填好伤格，并签名负担法律上证人责任。多数难女都是遍体鳞伤，履次使许春草独自伤心，泪下如雨。又重伤难女，许春草立即送往医院治疗，得到医生护士的特殊照顾。医院当局，还酌情优待医药费。在医生护士的大力支持下，七、八年间，除了一个重伤难女不治身死之外，二百余名院生，没有发生过病情事故。
　　为了解放婢女，许春草一方面要抵抗地方当政军法的压迫，一方面要同养婢女的豪绅作各种形式的斗争。除了宣传工作之外，有时还得碰硬，作武力的斗争。救拔团宣告成立的第三个星期，便有一个厦门海军警备司令部副官王经的婢女，前来请求庇护，许春草照章予以收容。这就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个副官，本来算不和什么，但是这个副官，却是警备司令林国赓的外甥，气焰就比一般豪绅高得多。按照救拔团的章程；婢女前来请求庇护，该团立即发函通知养婢人家，并在报纸上发表新闻，宣告这位婢女已在救拔团受到保护，得到解放。王经接到通知，又于第二天看见新闻报道，大发雷霆，对许春草大有灭此朝食之势。他首先派人前来交涉，要求发还婢女，许春草告诉来人：“我们婢女救拔团没有发还婢女的章程，”拒绝他们的要求。王经便申报他的司令舅舅，要派陆战队武装来夺人，但许春草对此早有准备，召集会员数百人（那时候签名志愿参加中国婢女救拔团的群众，已以四千余人，其中有少壮建筑工人二千人左右，各执棍棒，武力保护婢女收容院，等待抵抗。但是婢女收容院设在鼓浪屿，当时还是租界，海军陆战队未经洋人的许可，不敢进入。只好通过会审公堂照会工部局，控告许春草拐诱王家婢女，囚禁收容院，要求派巡捕起赃。许春草在鼓浪屿基督教有一定的信誉，还有几次较量过洋人，所以工部局对会审公堂说：“这样的一种问题，你们中国人自己去调解为好。”——等于拒绝厦门的要求。会审公堂出面要求和许春草对话。许春草派了一个团员去见他。会公堂见劝说无效，威吓救拔团代表：如不把婢女从速送还王副官，许春草就别想再过厦门，一到码头，就要逮捕。许春草听后一笑置之，即不放还婢女，也不会“不去厦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后浪比前浪更大更凶。厦门台湾流氓头子林阿滚的婢女逃来请求庇护。1930年，是“九一八”事件的前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千方百计制造事端为口实，借机侵犯我国。林滚立即报告日本驻厦领事馆，要求工部局抢人。日本领事知道许春草不好惹，叫林滚先礼后兵，前来说情。来人告诉许春草，林滚说你创立中国婢女救拔团是好事，他极赞成，但是现在把他的婢女抓去，又登报宣传这件事，使林滚大失面子。我们知道林滚在厦门也有一定的势力，万一酿成事端，不就是第二个吴台械斗么？如果你肯把婢女送还林滚，给他一点面子，他准备向婢女救拔团捐助一笔经费。许春草告诉那位“公亲”，“你们这些话正符合一句俗话，叫做‘威胁利诱’。我如果怕威胁，就不敢宣言解放婢女，我如果可以受人收买，我早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我愿意林滚先生首先动手。”这一仗舌战，又告胜利，林滚自动收兵。
　　应付海军警备司令部副官王经和台湾流氓头子林滚等威胁，固然不易，但要应付金钱势力，更加为难。有一位地方首富的婢女逃进收容院，看到救拔团的通知和报上新闻之时，摆出架势，要和许春草拼个死活。他公开对人家说，“我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争这口气！”果然，钱能使鬼推磨，他用重金聘请律师向法院控诉，又以重金贿赂法官为他张目。在三个月中，厦门法院连续签发二十几张传票，传讯许春草。许春草拒不应传。直至接到第二十九张传票，才由救拔团推出一个代表，到庭应讯。事前消息传开，双十中学，大同中学，中华民学学生和建筑工友数百人争先恐后到法院观审。法庭挤满人群，连大门都被塞住。开庭之时，那个臭名周知的法官欧阳汉，吓得面无人色，语不成章。为了好报答贿赂，宣称“中国婢女救拔团没有向政府登记是不合法的民众团体，不许活动。但救拔团代表，即以法庭为讲坛，痛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虐待婢女，侵犯人权的罪行。群众高呼口号，法官欧阳汉惊惶退庭。许春草鉴于法院的腐败，倡议组织厦门清除法院贪污群众大会，成立委员会，号召各界人士揭发法院敲诈勒索，贪污腐化的罪行。厦门地方法院从来就是一潭污水，经不起这一搅拌，在一星期中，被揭发的贪污案件达百余起。清除法院贪污委员会每日以简报形式，加以揭发。法院无地自容，居然放火烧掉整座法院，消灭罪证。这是许春草反奴隶斗争的又一个回合。
　　经过以上几个战役的胜利，许春草为中国婢女救拔团树立起威信。人们都知道许春草所领导的救拔团，是不与罪恶妥协的。要么主动解放婢女，要么承担婢女逃入收容院请求庇护的风险，已为为养婢女人家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婢女救拔团未设立之先，鼓浪屿工部局，原设有“济良所”一所，收容被虐待的妇女，但因主持人徇私舞弊，经常将请求庇护的婢女和私娼等，发还养婢之家和娼寮，造成不少惨案。以后婢女和其它难女，视“济良所”为“死穴”，再不敢来请求庇护了。
　　许春草有鉴及此，绝对不许婢主说项求情，连自己的亲戚，有婢女逃进收容院，亦不让索讨，彻底保护她们安全。然而，他因此树敌甚多，不止一次地受到鼓浪屿工部局的警告。
　　1930年，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反对奴隶制度组织”一个考察团前来远东考察。到上海时，听到中国婢女救拔团的情况，特绕道前来参观，肯定许春草的救拔团，符合反对奴隶的宗旨，要求鼓浪屿领事团通知工部局，不得干扰，方减少了一些压力。
　　由上海中华国民抗毒会总干事黄嘉惠支持，救拔团租用原德国在鼓浪屿旗尾山的领事馆旧址为婢女收容院，解决院址问题，婢女陆续投奔来院多至二百余人。许春草按照救拔团章程，予以教养及择配。
　　抗日战争开始，许春草纵身投入抗日活动，离开厦门到内地去。将收容院交予鼓浪屿国际难民救济会维持。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鼓浪屿，中国婢女救拔团及它的婢女收容院，被日军解散。
　　中国婢女救拔团自成立至被日军解散前后虽然不到十年，收容婢女不上三百人，活动范围只限于厦门及鼓浪屿，但这一运动，不但在地方上有了重大的影响，即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蓄婢陋俗，也发挥了有效的打击。厦门和鼓浪屿所有蓄婢家庭，纷纷主动解放婢女，让他们进学校读书。没有送去读书的，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爱打就打，爱杀就杀。左右邻居互相告诫说：“不要打了，给许春草知道会麻烦的。”因为救拔团曾经十几次动员数以百计的少壮团员，攻进婢女被拷打哀声凄历的豪绅住宅，抢救正在被严刑酷打中的婢女，护送到收容院。许春草并且在每年的五一节和双十节举行示威游行，用喊话筒沿途呼召：“不堪虐待的婢女，来参加游行队伍，争取自由。”也收到一定的效果。这些活动及其成果，救拔团经常印发简报，分送全国各地，扩大宣传，不断收到群众，个人及团体来信，表示同情并给予支持。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许春草一生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幼年时代就反对洋人；成年以后，外国人每次侵略、越权事件，他总是带头发动群众予以痛击。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抑制人民反日活动。人民道路以目，不敢有所作为。街上偶然发现几张反日传单或标语，基本上是中国爱国份子组织的秘密活动。对此，许春草另有他的看法。
　　他召集一次建筑总工会秘密会议，谴责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他以为只有动员全国人民，敌忾同仇，团结抗日，才能挽救国家的命运。他主张突破政府的禁令，组织一个公开的抗日团体，来开展厦门的反日活动。
　　为了抵制政府抑制民情的禁令，许春草从“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便组织反日宣传队，分别到厦门建筑总工会所属七个区会，宣传反日，这个活动，几乎每晚都举行。又组织建筑工人纠察队，负担维持秩序，不听军警干涉。在同一个时期，厦门几所中学的爱国学生，自发联同百余名同学，整队游行，进入厦门国民党党部，摧毁他们的巢穴。国民党为缓和民愤，决定举行一次民众反日宣传会。许春草事前组织工友数百名，出席这个官方宣传会。党部看见群众情绪昂扬，恐怕发生事故，临时宣布取消宣传会，准备散场。这时候建筑工会代表跃登主席台，要求群众暂缓散场，高呼“我们要开会。”群众一时精神振奋，高呼“打倒不抵抗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把官司方宣传会改变为人民宣传会，强烈谴责卖国贼。直到大批武装军警到场镇压，才宣告散会，这一次斗争，就是厦门抗日救国会成立的前奏。
　　许春草决定组织厦门抗日救国会，争取公开活动。他邀请厦门大学教授黄幼恒，双十中学校长黄其华，中华中学校长王连元，大同中学总务林瑞鼎等十数人，同建筑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赞成公开反日，并分头联络各界民众团体及社会活动分子，于××月××日在大同中学大礼堂举行各界代表大会。当场宣告成立“厦门抗日救国会”，通过：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卖国贼，反对奸商，抵制日货等诀议。选举执行委员会，公开在建筑总工会会址，挂起“厦门抗日救国会”的招牌。
　　厦门抗日救国会的斗争，牵涉面很广，在头上有政府的压力，在地方有党政军警的干涉，有台湾流氓的对抗，有奸商与汉奸的挑拨等。这个活动，比起中国婢女救拔团更复杂，更艰巨。许春草为保留第二打击力量，自己没有参加抗日救国会委员会，而是另外组织一个“收复东北失地同盟会”，团结一部分青少年讲习各种战术，准备和统治者摊牌。
　　厦门抗日救国会成立于1931年十一月初，距离“九一八”事件不到二个月，是全国第一个公开的群众抗日组织，为抗日地下组织提供了一个公开斗争的机会。这个组织从发起到抗战，都在许春草所领导的厦门建筑总工会大力支持下，它的文武各种形式的斗争，都有许春草的血汗。
　　为了扩大反日活动，许春草又通过厦门抗日救国会联同闽南各地反日同志，组成闽南二十二县抗日团体联合会，设会址于厦门建筑总工会，支持内地各县的抗日活动，互相呼应，大大提高了闽南二十二县人民的抗日情绪。
　　许春草在抗日战争八年中，没有亲自向敌人开过一炮，也没有亲自驾驶一架飞机轰炸敌人，但是他奔走南洋各地宣传抗日，声嘶力竭，席不暇暖。首先，他接受各界人民团体的委派，代表厦门去菲律宾。厦门沦陷后，他又以自己的名义，到新加坡马来亚向华侨宣传日敌的暴行和祖国的艰险。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热烈欢迎。由于他是个忠实基督徒，在教会中有一定的信誉，所以他对华侨的宣传，解除了各地基督徒的精神顾虑，放心参加抗战。这在抗日运动中，可算一种独特的贡献，为一般抗日人士所莫及。南洋沦陷后，许春草返回祖国，祖国大后方各省，亦遍布了他爱国活动的足迹。不论多么危险，即使是在敌机密集轰炸的时刻，他每日清晨必按时刻寻找一个安静地方，或山上，或水边，为祖国祈祷。
　　

　　谁都不能否认，许春草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实质上他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基督徒。他一生的爱国行动，与其说出于他的祖国观念，还不如说出于他的宗教信仰。他爱上帝，所以他爱国家、爱人民，他的爱是他的坚强宗教信仰的自然流露。在这里用较长的篇幅来记录他的宗教活动，对了解许春草的为人是必要的。
　　许春草自信耶稣基督以后，便把祈祷作为他生活的最重要项目。他除了礼拜天到礼拜堂做礼拜之处，每天早、午、晚作三次祈祷，午夜三点钟，他还要作更长时间的祈祷。他把祈祷当为他的生活。他可以通过祈祷来得到和罪恶斗争的力量，通过祈祷来解决一切难题，通过祈祷来取得内心的平安。他的重视祈祷，达到神秘的程度，令人难于理解。不断祈祷的生活，使他享受到很大属灵的恩赐。
　　有一次他母亲去同安五显宫妹妹家作客，许春草夜间作个恶梦，他看见母亲站在妹妹门前，面色变黄，如患重病，喊他说“草仔、草仔，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病了，很想回去！”他醒来，明知是梦，心里却很难过，跪下来祈祷。再睡下又得一梦，他和他的邻居陈民垒在礼拜堂同坐一条椅，两人都穿孝服。醒来他放声大哭，哭声惊醒了床上的夫人，她急问何故？许春草将梦境说了，接着说：“娘这回糟了，我要马上去接他回来”。天一亮，他便起程前往同安，离妹妹家门还有一段路，便远远地望见他母亲站在妹妹家门前，喊说：“草仔、草仔，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牙痛想回去”。一切尽如前夜梦境。他暗暗流泪，赶快把母亲接回厦门。不到五、六天，他的母亲就因病逝世，他的友伴陈民垒的父亲，也在那几天逝世。陈民垒和他同穿孝服做礼拜。
　　槟榔屿华桥许文麻，生了一个女儿，算命先生说这个女儿克父，养之不祥，文麻是个大财主，当然克不得。但是麻嫂却舍不得把女儿给人家，折衷的办法，把女儿寄养外祖父家。有一天外祖父从惠安派人告知麻嫂，说她女儿绣袄患热病死了，问麻嫂要不要去看一看？麻嫂痛哭失声！惊动了许春草夫人。许夫人赶快下楼询明情况回报许春草。夫人说：“我们向麻嫂宣扬上帝救恩，麻嫂接近领洗程度，忽然发生这个事故，你要认真为她祷告，使她得到安慰！许春草立即闭门祷告，过了个把钟头，开门告诉夫人说：“你去告诉麻嫂，绣袄没有死，不久还会来同她住在一起”。夫人说：“惠安来人明说死了，你这话我怎的传达得下去呢”？但在许春草坚持下，夫人下楼向麻嫂报告这些话。麻嫂素来相信许春草的诚实，听到这话，即时破涕为笑，她说：“草伯的话一定有准”。过两天，外公又派来人说：“绣袄没有死。那天看见她已死，把她放到芭蕉叶堆上，但不久，她又动起来了，现在已能吃稀饭了。”再过个把月，外公把绣袄带来鼓浪屿交还许文麻说：“我吓坏了，不再替你看顾这女儿了”。许文麻只好收下来交麻嫂自己抚养，一切尽如许春草所预告。
　　信心生爱心，爱心就是我国的“仁”。古人说：“仁者无畏”！许春草由于信主，确实达到“无畏”的地步。
　　鼠疫是不治之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更是这样。就在这样时期，厦门曾经有二、三年，每年必发生一次严重的疫情。疫情可怕的程度，使得居民出门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地址，写牌挂到自己身上，以防途中患疫倒毙，无人收殓。许春草信主之后，从教会里学到一点卫生常识，知道鼠疫传染的利害。他在教会发起组织一个七人的防疫小组，自己带头，碰到教会会友家患鼠疫，这个防疫组立即驰到病家，先将无病成员迁移到隔离场所，病人即由防疫七人轮流照顾，直至收殓埋葬，不让无病亲人插手，以防感染，这是一种如果没有信心和爱心的人做不出来来的差事。连接两三年，每逢鼠疫流行季节，这个七人的防疫小组，便主动为病家服务，在神的照顾下，这个七人小组，没有一人感染鼠疫和死于鼠疫。
　　

　　通过祈祷，许春草做过一件异于寻常的属灵工作，这就是本节所要比较详细叙述的“海沧逐鬼记”。
　　1922年和1933年间，离厦门四十公里的海沧镇、一家糕饼店，店东廖水荣，忽于深夜睡眠中，听见有人呼唤他名姓的声音，廖老板以为有人要买糕饼，便翻身坐起来。又听那声音接连呼喊：“廖水荣！廖水荣！”廖水荣还没有看到那个呼喊的人时，问他：“你是谁？”声音说：“我是林舒泰，耶和华上帝差遣我来！”廖水荣听到他的名字顿时大惊！心想林舒泰早已死了，为什么还会来说话！？他问：耶和华上帝差遣你来做什么？那个声音回答说：“你要告诉×××，×××做××事，愿你平安！”便悄然而去。
　　林舒泰原是海沧基督教堂会的一位传道，为人正直，为会友所尊敬。义和国事件后，外国人为向清政府索取赔，通知各地教会造报损失。林舒泰回答外国差会，写上“海沧教会没有损失。”放弃赔偿，即可见他的正直与诚实。他任海沧传道时，廖水荣当长老，彼此感情和洽，如同兄弟。但林舒泰在这次声音出现前十年就去世了，现在即来出声呼喊廖水荣，当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并且以为是奇事。
　　以林舒泰的名义来廖水荣糕饼店呼喊的声音，一连延续到1929年。在这六、七年间，这个声音出了很多奇迹。它能知道教会会友的家庭隐私，会说出人家未来的遭遇。它反复自说它是耶和华上帝的使者；凡向他去祷告的人，有不少人病得医治，问题得到解决。由此林舒泰的“声音”，震动闽南各县教会人士，纷纷前来海沧，听声及祈祷，各有所得而去，扩大了它的影响。
　　这种声音，经过最少两位科学家的考验，第一位是黄和声医生——留学医学博士，在鼓浪屿鸡母咀口开设医院。
　　黄博士不相信有鬼，更不相信这个声音出于鬼神。他带上手电筒，专程前往海沧饼店听声。他去了大约有三、四次，初由怀疑转而相信，最后为它宣传，证明这个声音是出于上帝的使者。
　　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的科学干事，美国人饶伯森，对这声音也有疑问，他说：“这可能有人利用当时还在萌芽时代的无线电波来蛊惑人心的。他也亲自到海沧廖水荣家，征求廖家同意，让他安装一些电学仪器，来测验那声音是否无线电波。饶伯森是听过林舒泰的声音的，但也不能肯定这种声音的来源，他没有做出任何结论。
　　这声音有能力为人治病，也有能力诅咒病人使死。有位家庭妇女，向它求医，回家之后，又去烧香拜佛，这声音立即诅咒说：“XXX信心不诚，今晚会死。”那位家庭妇女，果然当天晚上就死了。
　　有一次夜间，廖水荣同他的三个“信徒”陈德修牧师，陈庆泉，毛蟹伯，在廖水荣寝室闲谈，林舒泰的声音又说“廖水荣，圣的天使和我来。”他们四人，立即看见室内大光，无一处黑影，又在廖水荣的床帐上，发现一个小天使，全身白衣，头面局部为白色毛巾所盖，徘徊片刻而去，接着室中恢复原状。这个消息传开后，林舒泰的声誉大噪，前来向他祈祷的人，络绎不绝。
　　由这个音声的奇迹。经他的信众作实况记录的文字达到一大木箱，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迹。因为信他的人中，有教会牧师，长老，执事和虔诚的基督徒，它的威望，日益提高。
　　但是一件冤案发生了!林舒泰一天夜里忽然当着听众声称，陈德修牧师侵吞廖两端二百六十元，它的话当时是有威信的，听众都认为陈德修牧师贪污二百六十元，可能是事实。陈德修是海沧教会的牧师。从此就不齿于会众。事情越久越糟糕。没有几个月，陈德修牧师声誉扫地。首先是他自己教会的会友，后来是海沧的群众，都流行一句顺口溜说：“地狱乌卤卤，要关是牧师”。而有的人还绰号陈德修为“二百六”，并拒绝他到礼拜做礼拜。礼拜天，除了陈德修一家大小之外，礼拜堂没有几个外人。海沧教会面临散伙的局而。四面八方前来海沧听林舒泰的人，也都异口同声把陈德修的情况，传遍闽南各地。
　　1929年冬天，闽南基督教大议会在厦门禾山举行年会，许春草代表洪山教会出席年会，陈德修牧师也参加会议。有一天，陈德修和许春草同席吃晚饭，一位牧师和陈德修牧师开玩笑说：“二百六的你也来了？”陈德修听了突然放下碗筷而走。许春草看这种情况，跟着到陈牧师宿台，看见他在哭泣。许春草劝解他说：“陈牧师，你别难过，假使你真的侵吞人家二百六十元，你可以在主前认罪悔过，向教会坦白，神是仁慈的，会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如果事实不是这样，你可以把冤情向大会(指当时在举行中的年会)控告，请大会仲寃”。陈德修连哭带笑地回答许春草，“我要向大会告鬼，大会能办鬼么?”许春草说：“只要你写出书面申诉交大会主席团，我有理由要求大会处理此案。”
　　陈牧师接受许春草的建议，连夜写了一份申诉书,要求大会为他申冤。第二天,把这份申诉书直接持交当值的主席许声炎牧师,因为是临时申诉,照例应当提前处理。许声炎牧师仔细把申诉书默读一遍，哈哈大笑，说“陈德修牧师，你要告鬼，我们怎么办得了这种案子?”出席代表不知就里，要求主席把陈德修申诉书朗读一遍。引起哄堂大笑，议论纷纷：陈德修要告鬼。
　　许春草举手要求发言，代表们停止笑闹，许春草起立严肃地说：“陈德修牧师是教会的领袖，这个人如果有贪污情节，理应开除出教，假使没有贪污的行为，林舒泰这个声音，说他侵吞廖两端二百六十元，郡就是撒谎，可以说明这声音是出于撒谎的魔鬼，大会有责任为陈德修更正，以保卫教会名誉。我建议由大会推派一个‘委办’，负责研究处理这个案件。如果大会接受我的建议，我愿意受派为‘委办’的成员之一。”
　　大会经过一番辩论，决议推派许春草长老，阳怀德牧师，力高登牧师三人为“委办”，处理林舒泰这个声音指控陈德修侵吞廖两端款子的案子。杨怀德牧师认为这是“无头公案”，无法处理，受委派后，不去执行任务。力高登牧师却背着许春草提前去海沧调查。他在廖水荣饼店亲自听到林舒泰出声说：“力高登，力高登，你是智慧的人，你不可轻信别人的话。”力高登是-一位英国籍的牧师，受过高深的神学教育，在鼓浪屿自命是有学问的牧师。听到林舒泰声音称他为“有智能的人”，觉得这个声音有正确的认识，足以证明出于“神”，他说的话，不会有假。所以回来之后告诉许春草：“草兄，我已经听到这个声音，不必再去，你自己去听听吧。”这么一来，大会推派的三人委办，只剩许春草一人。但许春草并不泄气，他决定自己去调查研究，找出林舒泰声音的真相。
　　经过恳切的祷告十几天，许春草决定于1928年12月22日，去海沧执行大会委托的任务。他告诉我（笔者）：“在祷告后的梦中得到启示，那个林舒泰的声音，是鬼不是神。”他要我陪他同去驱逐它。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许春草夫人和许序钟牧师。我们出发去海沧那天是星期六，在厦门码头边，碰到陈德修牧师，他刚由海沧来厦门，看见我们，就请我们先走，下班车他就回去。
　　我们一行到海沧时已近黄昏，找到廖水荣饼店，许春草向廖水荣送上闽南大议会的公函，证明许春草是大会专差前来调查陈德修案件的。廖水荣看到了公函，十分愤怒。他面斥许春草：“你胆敢审讯上帝的使者，你自以为比上帝更大？”许春草说：“我受大会委托，不能不来，请你通知林舒今晚十时，到海沧礼拜堂出声，我要问陈德修的案情。”廖水荣执拗不过，答应转告林舒泰，如约赴礼拜堂出声，但声明：“我（廖水荣）只是替你转达，去不去我不管。”我们没有意见，告辞出来。突然间，廖水荣喊说：“来了，来了，你们不要走。”当我们和廖水荣交涉时，街上已有五、六个人进店内看热闹，现在廖水荣怕街上会拥进更多的人进来，即关闭店门。我们便听到一种声音，尖锐如鸟叫，我们听不习惯，一时辨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廖水荣妻在旁翻译说：“他在叫许春草不可试主，你的上帝。”许春草接下去，严厉地质问他：“你在哪里，在哪里？你是谁？”声音说：“我是林舒泰，不可试主你的上帝。”听到声音出在楼上。许春草手执手杖直奔上楼，我们也跟着上了楼，声音出在露台上，许春草跟到露台，声音约在离我们三十米左右的空中，许春草就在那里同那声音对话：
　　声音：“许春草，不可试主你的上帝！”
　　许春草：“你是什么？”
　　声音：“我是林舒泰，耶和华‘奉差’”。
　　许春草：“你说陈德修牧师侵吞廖两端二百六十元，究竟如何？说个明白”。
　　声音：“陈德修侵吞廖两端二百六十元，你叫陈德修来便知。”（那个时候，陈德修没有在场）
　　许春草：“陈德修告你，我现在要你拿出陈德修吞二百六十元的人证与物证”。
　　声音：“你不比上帝聪明，不要试主你的上帝。”
　　许春草：“你既然知道人家过往未来的事情，知道人家的隐微罪行，你必须拿出证据来，指出那二百六十元的下落”。
　　声音：“许春草不要试主你的上帝。”
　　这时，参加的人中的张圣才，开口插话问它：“圣经明白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不都可信，要试验那个灵是出于圣灵还是邪灵？”
　　声音不答。
　　许春草：“陈德修是教会的牧师，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他侵吞二百六十元的罪行。如果你拿不出证据，你就是魔鬼，假冒林舒泰的名义，来这里造谣中伤上帝的仆人，破坏上帝的教会。来！来，快拿出人证物证！”
　　声音：“我不是你所差遣得的。”
　　有二分钟没有声音，我们都等着。张圣才建议许春草，限它五分钟答复问题。五分钟以后，仍无声音出现，于是许春草郑重宣告说：“你这个假冒林舒泰的名义来破坏上帝教会的魔鬼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出境，不准你再在这里迷惑众人”。
　　许春草跟林舒泰的对话到此为止。接着许春草领导在场人士，包括廖水荣夫妇就地祷告，求主驱逐这个鬼离开海沧，祷告之后，许春草以无比严肃的态度宣称，这个鬼从今以后，不会再来出声了。今日之事，请现场人士签名为证，在我们的手册上签名的共有十四名。
　　第二天礼拜日，许春草应陈德修牧师之请，在海沧礼拜堂主理礼拜，曾众挤满礼拜堂，许春草请张圣才向会众报告以上情况，为陈德修牧师更正。这是许春草海沧逐鬼记的始末。有很多人记述这件事，大体上与事实相符。但内容，颇多出入。
　　

　许春草自从皈依基督，到八十六岁终年，无论他所做的是国家大事，或者是服务个人的小事，他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串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是他倚靠天父，屡蹶屡起，横眉冷对千夫指，毫不畏缩。
　　在虔诚方面，他达到谨小慎微的地步。他反对向孙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礼，因为他认为那是偶像崇拜，违反十条诫的第二诫。孙中山是他一生最尊敬的革命家，但是他坚决不向他的遗像下拜。在国民党全盛的时代，许春草没有一次屈服，他还发表传单，公开反对向孙中山遗像行鞠躬礼，取得多数基督徒的拥护。
　　上帝十诫中第四诫，要以安息日为圣日。这一天在许春草是神圣的，自己不做任何生意，还严格要求信人一致遵守。他很敬爱他的岳父，经常会买点糕点去孝敬老人家。有一个礼拜天的晚上，他去建筑工会宣传福音，九点多钟散会，在路上看见有人卖花生糕。他一时想起很久买不到花生糕给老人了，立即俯身买了三角钱的花生糕，却忘记这一天是礼拜天，是安息日，他在厦鼓渡船上忽然记起来，很遗憾地告诉我说：“忘记了今天是礼拜天。”可能他这为这事经过内心的斗争，以后他从圣经旧约上，找到一个安慰，原来犹太教安息日，根据圣经，是从星期五黄昏六时起，到星期六晚上六时止的，六时以后就解除安息日的禁诫。基督教以耶稣复活之日（七日的头一日）为主日，到星期日晚上六时后，也一样不算安息日了。
　　如同保罗，许春草把为主作证为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以不传福音为有罪。在日常接触到的人士中，他没有放过机会宣扬福音，他一生所引领归主的，数以百计。
　　许春草为教会服务，不辞劳苦，不求报酬，闽南有几个礼拜堂是他义务施工的。这些礼拜堂建筑物，基础坚固，资料良好，几十年没有动摇。事实上，他为人家包造房屋，都诚实无欺，保质保量。他在厦门和鼓浪屿包造房屋十余座，经过五、六十年，都巍然矗立，如同新造，没有发生过建筑事故。他的诚实正直为社会人士所同声称赞。
　　我曾经亲眼看见许春草抵挡一次极大利诱，而行若无事。有个陌生人，手提一只中大号的皮箱，来见许春草。那个陌生人自我介绍他是一个以赌博为事业的人，从赌博中他发了好多财。现在拟来厦门设局开赌，但苦地头生疏，无人撑腰，恐怕流氓捣乱作对。耳闻许先生为人正直、义气，且负盛望，所以前来相投，拟拜许先生为头子，说罢，打开皮箱，箱中装满当时中国银行每张拾元的红底现钞，指着钞票对许春草说：“只要你老人家愿意接受我的请求，支持我在厦门设局赌博，我可先将这些钱交你保管，以后有所发展，可给你百分之×的利润。”
　　这简直是一笔不花本钱，即可发财的生意。但是许春草在这个时候，可能是记起主耶稣在旷野受到的第三个试探，魔鬼说：“只要你跪下来拜我，这些都是你的。”他笑着告诉那位陌生人：“你找错了人了，我不会做这种生意。不过我还是劝你，将这些钱，去做正当的事业，不要设局开赌，这是害人的！”然后，把那个陌生人连他那一皮箱的钞票赶出门去。而当时许春草正处于十分穷困的时刻。
　　在国民党以党治国最热烘的年代，厦门国民党头子，因为许春草所领导的建筑工会不向他们登记，千方百计打击许春草。他们一度谣言，说许春草侵占地方公款，登报召开群众大会申讨许春草，当时厦门报纸，都在国民党管制之下，许春草无分诉之地。就决定按照对方公布开审时间，亲自出席“应战”。社会上正直人士，都深信许春草绝不会侵吞公款。观众挤满会场。要看国民党头子如何审判许春草。到了开会时刻，党方头子，却一个个借故溜走了，只留下几个流氓在场“维护秩序”。群众中有人登台要求党方上台主告，却无人出场。最后，审讯许春草大会，转化为揭发党棍罪行的大会，为许春草洗冤大会。
　　许春草拥有一座二层半的住宅。这是一座花岗石的建筑物，占地约一百二十平方米。屋基是他出价买的一块荒山坡地，他采取地面花岗石为建材，费时三十五年，至今尚未落成。因为他并没有现成的整笔现金来盖房子，而是在他三十余年中，一块石一块石地砌上去的。自己是一个建筑师，没有事情时，自己动手。这座房子一度被房解受政府托管，现在落实政策，已经发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