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过因为对事物不了解，而产生挫折感的经验。我们觉得窘迫又无助——也许还会被自己的茫然不解感到困扰。

    我们都体会过「了解」的乐趣，即使只是弄懂了洗碗机的操作说明，找出一个数字的错误，或知道为什么夏天比冬天热。那时我们觉得心情振奋、趣味盎然、更有活力。每一样知识都有鼓励、使人兴奋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把「知识」的范围，扩大为更深远更广泛的知识。假设我们为了得到这知识，不是只花几秒钟，而是穷毕生的努力与专注，积聚了几百次的领悟和长期的研究和怀疑，才有了这样的了解。最后再让我们想象这种直觉会产生的力量。那时我们才会对「科学」之道有那么一点了解。

    与「宗教」之道或「开悟」之道等道路相反的是，科学的道路并不明显。如果你去请教科学家，没有几位能断言他们已经走在「科学之道」上，甚至没有几位会承认有这么一条道路的存在．在我们的文明中，科学通常是与科技的进步、对人类的造福等联想在一起，而不会认为科学是知识的探险。科学家说到知识时，几乎都是指外在的、专门的知识，而不是指我们在超个人经验中所遇到的不可言传的，直觉上的了悟。

    但是我们研究伟大科学家的成就时，会发现他们的成就来自好奇心，好奇心又是源自更深远、更普遍的探索，但不涉及任何有形物质的需要：宇宙是怎么造成的?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发现，这问题的任何解答，都能提升人的心灵。我们也发现，科学研究与心灵的「道路」有许多共同特征。

    在每一条「道路」上，我们都可以吸取一些教训：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克服自己有限的观点；如何坚强地面对外来的压力；如何在失意中仍然坚持不懈；如何摆脱错误的看法；如何从自己的经验中退后一步，并放弃即刻的满足。这些是每一种「道」的基础，而且也是必需的，否则的话，个人的意识不会强烈到足以接近「真我」，或者即使能够，也无法承受「真我」的能量，或了解它的性质。

    在科学之道上，这种训练或许比其它的道路都来得明显。科学是一种严格的训练。它教导学习的人，即使没有兴趣也要坚持下去：不要自欺欺人，要控制思想和注意力；科学之道训练他们要坚持不懈，直到能掌握一个原则，而不是半途而废；它教导他们注意各个事件之间的关联，能找出不是一眼就能了解的构造及节奏，把熟悉的世界抛在身后，去探访另一个世界，一个陌生而没有人味的世界。

    本章的第一节要探讨在这「道路」上的基本态度——对于知识的诚实。接下来的两节则讨论类比和偶然，让我们知道，科学研究不仅仅是逻辑的推理和有系统的观察，科学研究比这要微妙多了——研究科学要有一股狂热。而在下一个主题——纪律中，则可以看到科学更平衡、更有系统的一面。最后我们要探讨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惊叹之心，那时就能发现到科学研究中超个人境界的根源。

    科学家走的道路，不但缓慢费力，而且往往会经历一些沮丧时期。这些是黑暗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中，科学家觉得自己迷失在枯燥乏味的假设中，宇宙也似乎完全没有了意义。爱因斯坦曾说，他在探究相对论时，内心饱受各种冲突之苦。他回忆道：「我经常会好几个星期无所适从，心里感到迷惑，那时我是处于有待克服迷惑的阶段」。

    有时刚开始时很容易，但是接着就会遇到困难。人类学家米德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她开始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会觉得她什么都懂。到后来，问题却来了，「我会碰到一段一筹莫展的绝望时期，觉得对一切都懂懂无知」。又有些时候，由于无法把相互矛盾的事实，拼成一个协调的模式，因而感到困惑。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曾与丹麦籍同事波尔，多次热烈地讨论量子与波的理论。海森堡回忆道：

我还记得有几次跟波尔讨论到深夜，几乎在绝望中结束。有一次讨论以后，我独自到附近的公园散步。我记得我一再问自己这个问题：「大自然是否真的可能像我们在这些原子实验中所感觉到的那样荒谬呢?」

    任何人只要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有始有终地走下去，最后一定会受到影响而有所改变，而且改变之彻底，足以影响一个人整个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诠释。有时它还会为一个人开启通向超个人境界之门。不只一位科学家曾经超越了直接的研究主题，凭直觉瞥见了超个人的世界，因而经验到爱因斯坦所谓的「宇宙的宗教情操」，他认为这种情操是「研究科学最强烈、最崇高的动机」。

    但是意识的扩大，是否真的与科学研究有密切关系呢?一想到科学，就不免联想到科学引起的问题，以及科学所造成的残酷事实，其中包括核子战与化学战、活体解刦、污染、基因工程学的可怕威力、科技所产生的疏离化，以及其它许多可怕的现象。但是如果说所有的科学家都破坏或侵犯了现实，那也不尽公平。许多科学家顺从现实、研究现实，同时了解其最深入的结构。有些科学家从一系列合乎逻辑且具体的原理出发，最后与超越物质及逻辑的现实面面相对。不论是在头脑里或在一种矿物中，在原子构造里或在抽象的数学中，在花朵里或在地层中，在海豚的嬉戏或在结晶的形成中，在一个微生物里或在银河中，他们都发现了言语无法表达的知识。

    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有一天黄昏时正好在一座小山坡上。他看到落日没入地平线之下，这大自然的美，令他沈醉。等到星星出现在天际时，他又开始赞叹宇宙的浩瀚：

天体的和谐和移动，这壮丽的景象，就在我头顶展开了；地球变成漂浮在无限空间中的一个原子。太空中的恒星发出的光，经过几百万年时间才能到达地球，它们的运行也超乎人类视力之所能见，而在地球这个原子以及太空中的所有恒星之间，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链，把整个宇宙和所有人类都连结起来，成为一个受造物……这幅景象太壮观了，使我无法沈思。我觉得我的小我消失在浩瀚的大自然中。我突然觉得自己既说不出话来，也不能思想，这一片广袤向着无限伸展，我不再存在，好像有一帐幕在我眼前落下。

    弗拉马里翁的叙述颇富诗情画意，因此很难得。各个时代的科学家，描述他们内在的经验时，都会相当谨慎。他们将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时，会从理论和实用两方面来解释他们获得的结论，其它的则都只是轶闻趣事，与研究主题无关。他们的谨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有一种职业性的谨慎，对任何非理性的事物或经验都有一种猜疑。所幸他们偶而也会不那么压抑自己，从一些科学家的信件，笔记或访问中，我们可以瞥见他们充满热情及好奇的内心世界。

    有时候他们这样的宣泄，是因纯粹的永恒观念所引发的。德国数学家外尔曾评论道：

理论数学的研究，由于它的特性、确定和严谨，可以提升人的思想，使世人比经由其它的方法更能接近神。数学是一门研究无限的科学。

    在其它时候，人在所研究的科目中发现一个更伟大「思想」的存在，而将人类的思想提升到超乎原来的极限。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一生致力于研究昆虫和其它小动物。他以极美妙的文笔描述这迷人的昆虫世界——蝉为自己建造一个气泡屋；大菜粉蝶幼虫的卵是橘色的，构造十分奇妙；萤火虫要吃小蜗牛之前，会先尽三氯甲烷把牠们麻醉；蜘蛛在晚上很有效率地织网；甲虫在卵的四周放一圈粪便，做为幼虫的食物；毛毛虫成一列纵队地前进，留下一条痕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些都是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喜好的原因。

    一天，法布尔正在研究毛茸茸的黄蜂。他看到这种昆虫叮人时，好像对受害者的神经系统相当了解。黄蜂叮人时，那么精准、那么厉害，简直如有天助。法布尔以相当惊叹的眼光，在动物这小小的行动中，看到了一个「精神」（神）的临在，他表示「我看得愈多，观察得愈多，愈是能在许多事物的奥秘中，看到这『智慧』的闪闪亮光。

智慧，完美、和谐，这几个名词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爱因斯坦在一次访谈中，告诉一位传记作者说，真正探究大自然的人，都不可能认为他们所发现的定律，是他们最先想到的。一定还有一位更伟大的「思想」或「精神」，在他们之前想到过那「非常细致的细线」，把他们的种种观念连接起来。他还说：

我凭直觉深信，有一个更有力的「精神」存在，这「精神」透过不可思议的宇宙，反映出自身的存在。这个信念，就代表了我对「神」的定义。

    爱因斯坦研究宇宙法则时，凭着直觉所看到的，也正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植物花草中所看到的。植物王国中的五彩缤纷、形形色色：它繁多的种类，令人想见那无穷的创造力，植物发育的和谐，繁花的绽放，人会很自然地会叹为观止。林奈每发现一种新的植物品种，都会欣喜若狂。在他所著的（自然系统）  一书再版的序言中，他写道：

  那位，永远、全知、全能的上主背后，看到祂向前移动，看得我眼花撩乱!我跟踪祂的足迹，来到大自然的园地里，在每一种事物中——即使是我不能了解的事物中，找到一种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一种神秘的完美。

    在观察人类的生理机能时，也会令人兴起赞叹之心。英国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谢林顿察觉到人脑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成分，「那成分是一个残留物，人类所有辉煌的『现实』及梦想都是从这里发出来的。这个残留物包含了所有的『价值观』——因为空间与『价值观』并无关联。简面言之，那是抽象的『思想』中的意识之『我」。发现神经传导素的培特则说：「我在人脑里看到宇宙整个的美及秩序，那是恒久不变的标记，表示上主的临在」。

    耶稣会神父德日进在久远以前的类人猿祖先的化石残片中，看到（人的现象）的浮现。在研究了一个尼安德塔尔人头盖骨的构造之后，他检查了一个南猿属的下颌骨，又去实地勘察罗得西亚北部的地质沈积。德日进搭船从非洲回到纽约途中，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现在我觉得研究和崇拜之间的差异愈来愈小了」。

    有时候对科学的了解，正好相当于对美的欣赏。爱因斯坦在评估一个理论时，他会问自己，假如他是天主，他是否会把宇宙造成那种样子。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太美了，天主不可能放过的」。每逢他碰到一个科学上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时，他就去拉小提琴。受了音乐的引导，他就会想出一个解答。爱因斯坦说「音乐对研究工作没有影响，但是二者都出自同一来源，而且二者所产生的满足感，有互补的作用」。爱因斯坦提到波尔的原于模型，说那是「思想领域中最高形式的音乐」。

其他科学家的灵感则是来自大自然。著名的德国生理学家赫尔姆霍兹说，他最好的想法都是在乡间散步时得来的。他说：「科学家必须有一些诗人气质。」灵感不是当他在实验室时得到的，而是当他在大自然的时候得到的：

人需要感到有生命、有力量，山中清新的空气最能给人这种感觉。当宁静安谧的树林吸引了旅人，让他远离繁忙的尘嚣：当他面对一大片点缀着绿草和村落的平原，可以好好地沈思时；当落日发出金色的余晖时；在这种时刻，新的想法会在心灵深处产生，为我们原本一片混沌，一片晦涩，空无一物的内心世界带来光明。

科学家特别喜爱「美」和「优雅」。这一类的例子屡见不鲜：

海森堡提到拉丁格言「美是真理的光辉」，他表示，即使在用理性证明一个理论的正确性之前，他已经能评估这理论的美，从而知道它是否正确了。

英国物理学家狄雷克，每当想出了「漂亮的」方程式时，就知道他是对了方向。

法国数学家庞加莱认为，「美」是一种过滤器，可以滤掉许许多多无用的想法，只留下极少数正确的想法。

英国物理学家拉瑟福德认为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一件瑰丽的艺术品」。

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茨曼说，他能从数学家导出的数学结构风格之美，而认出它们来，就像音乐家能区分莫扎特与贝多芬或舒伯特的不同一样。

    一条法则的「美」，往往是因为它的简单。爱因斯坦常说：「上帝很精明，但不恶毒」，意思是说上帝创造如此复杂的宇宙，不是为了把我们弄胡涂，而是要让我们的头脑有机会发现它背后的简单。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说法，就能相信，即使是最艰深的理论，都能解释给任何人听，因为这些理论所解释的都是最基本的事实。爱因斯坦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们，爱因斯坦曾提到有一天早晨跟自己的妹妹谈起统一场论，他妹妹本来对这个理论一窍不通，听了爱因斯坦的解说后，「她也认为那是非常好的观念」。英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牛顿，也跟爱因斯坦一样，把他所有发现的精华，浓缩成一个简短的公式。他的话听来简直就像是一位东方神秘主义者：

真理永远是在简单中、而不是在复杂繁乱的事物中发现的……。在肉眼看来，这世界形形色色、五花入门，但如果从研究哲学的角度去探讨，会发现其内在的结构其实非常简单，而且我们的了解愈深，会觉得它愈单纯。

    在科学之道上，另一种形式的超个人经验，或许也是这条路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有所发现或发明的时刻，也就是像阿基米得大叫：「我发现了!」时的经验。这种时刻始终让人迸发喜乐和确定。跟创造的灵感一样，它也与「开悟」有密切的关联，可考的文献中不乏此类例子。法国遗传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雅各布说过，科学的发现：

来得出奇不意，好像是自然发生的。它像一道闪电，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在这种时候，引导人的思想的，不是逻辑，而是本能或直觉。是「看清事物」的需要。是一种对生命的渴望。在冗长的内心交谈中，以及不断涌现脑海的无数推测、比较、组合和联想之中，有时会有一道燃烧的光，划过黑暗。它那令人目眩且惊人的亮光，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照亮了四周的景致  。

    那么，知道科学的头脑是如何运作以及它想达成那些目标，又有什么价值呢?有些人把科学看成是一个陌生的，甚至可怕的领域，「科学之道」又能教给他们什么呢?它能使人增广见识，对事物产生许多新的见解和新的思考习惯，而这并不是研究科学者的专利，却是所有聪明的头脑与生俱来的权利：

※诚实地面对事实：

※训练「精确」和「专注」；

※决心不把任何事视为天经地义．

※能看到隐而不显的相似之处；

※知道精简地表达概念；

※懂得如何让思路连贯：

※以惊叹之心面对奥秘。

    有两个男孩子在打羽毛球。较年长的男孩一直打赢年纪较小的男孩。球技较弱的那个男孩心里很不舒服，过了一会儿，他把球拍一扔，说：「我不玩了」，说着就跑去坐在一根树桩上。球技较好的男孩有点不知所措。他正玩得高兴，没有注意到对方愈来愈生气。现在他得面对这个问题。他的脸上出现一连串的表情——惊讶、不安、沈思，流露出对于这件事，他内心想法的变化。然后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对他的朋友说：「我知道了!我们不要比赛输赢，我们来看看打出去的羽毛球能在空中停留多久。」

    这个主意很妙，也解决了问题。目击整个情形的德国心理学家魏泰迈，认为这是「创作性思考」的好例于。根据魏泰迈的说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球技较好的那个男孩能忘却自己当时最感兴趣的事——也就是赢球，因此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这场球戏。只有抛开自己的心向，对现实的看法，才能从不合恪进步到令人满意。

    魏泰迈曾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访问爱因斯坦，目的是要研究爱因斯坦在发展相对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阶段。魏泰迈发现爱因斯坦所用的方法，基本上跟那名小男孩得到的领悟一样：为了能有新的想法，我们必须接纳生命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习惯性地去控制生命。我们必须屈服于现实。

    儿童一时兴起所做的事，称之为「游戏」，成人则花较多的时间去做，并把它称之为「科学革命」。只要想想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人士的争议即知。伽利略认为太阳上有许多大大的太阳黑子。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士则认为天体都是纯洁完美的；太阳是一个天体，因此不可能有任何黑斑，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维持了好几世纪而不坠，但后来证明此一理论是大错而特错。

    伽利略用他新近发明的望远镜，看到了太阳黑子。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士则反驳说，这些黑子只不过是光学上的幻象，或者像耶稣会士夏内的解释，说那些是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一大群小行星，迎着亮光看去，就像一粒粒的黑点。这个说法倒是很巧妙，可以挽救「太阳是完美的天体」的理论。但是我们若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太阳黑子，很容易就会明白，那些黑子的形状非常不稳定，不可能是真正的行星。

    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情愿否认与他们的想法相抵触的事实，而保留他们对宇宙的一贯看法。伽利略却不断看到异常的现象，而且坚决认为那些是真的，终于导致自己的失势。他遭受迫害，落得孤独而绝望。然而他却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

    科学方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对知识的诚实却是永恒的。所谓对知识的诚实，就是能够铲除已经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具有这种特质的人，都是冒险家。即使他们所看到的现实很怪异，或与其它人的看法相反，他们仍然相信任何事都有可能。对任何一件事实，他们永远无法作最后的定论。

    以辐射线的发现为例。十九世纪末期，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正在研究硫酸钾和硫酸铀结晶发磷光的特性。他把这些结晶曝露在阳光下，然后用黑纸包起来，放在感光板上，记录它发光的情形。贝克勒想证明，晶体吸收了太阳的辐射性，就可以发出能量。

    有一天是阴天，贝克勒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做实验，于是他把晶体放在抽屉里，抽屉里正好也有几块感光板。第二天贝克勒把晶体从抽屉里取出来时，注意到这几块感光板。照他的理论，这几块感光板上不应该有痕迹，因为结晶并没有曝露在阳光下，因此不应该放出能量。

    贝克勒本可以把那几块感光板扔掉，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不厌其烦地查看这几块感光板。可是他的发现一点都不令他感到高兴：感光板上很清晰地有硫酸盐的印记。然而硫酸盐并没有曝露在阳光下。怎么会释放出能量的呢?显然他必须承认他的理论不对。但接下来所发生的，却是历史性的大事。贝克勒发现铀能自己发出能量，也就是说，他发现铀具有放射性。贝克勒能得到这个突破，是因为他不坚持自己原有的想法，愿意承认与这想法相抵触的事实。

    有多少人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错误会带来麻烦，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调整所有的信念：认错也很痛苦，因为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十分累人，因为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但是如果错误不再令人伤感，不再带来失败的重担，就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新的发现。

    幸亏有这个吊诡的新构想，「犯错」时不会让人受到良心责备或感到内疚，反而是一种「方法」，能让人发现新的事实和想法。这不只是「科学之道」上的基本观点，因为在所有的「道路」上，我们都会犯错，只要认不出自己所犯的错，也学不到它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就会受到这些错误的束缚。但是我们若能充分利用它们，就会愈来愈不怕犯错，也更愿意冒险。

    思想的弹性，是波尔最大的长处。他竟然把他犯的错误收集起来，加以研究，挑出有共同点的那些错误，设法了解其中隐含了何种理论。然后阐述另一个理论，从这个理论中，会产生许多新的机会。经由这个方法，他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一年间，提出了原子模型，又在一九一八年提出对应原理。

    「科学」之道上有许多令人无所适从的窘境和致命的诱惑。一个美好又有条理的理论，让人非常安心，为什么只因为一个很小的事实跟它相抵触，就要把这理论完全抛弃呢?法国历史学家波舒哀曾说，人类精神最大的错乱，就是一厢情愿地相信某些事情。巴靳德就很喜欢引用这几句话，每当他认为自己有了某个发现时，他都会对自己的发现，极尽挑剔之能事。巴斯德会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地，想尽办法驳倒自己的发现。等到他实在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了，才能确定他的发现是正确的，也才体验到「人类心灵的最大喜乐」。

    按法国著名化学家拉瓦锡的看法，科学家都有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因着这种心态，他们有一种自满的感觉，使他们只看到、也只记录符合他们想法的事实。达尔文也指出，科学家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掩饰那些与他的想法相抵触的事实，因此他会很认真地把那些想法记下来，否则的话，自欺欺人的心理，会使他忘记了那些想法。

    如果向现实屈服，我们心理的架构会变得杂乱无章．这个代价很昂贵，很少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屈服于现实所冒的风险，有时候比放弃对自己想法的执着，冒的风险还大，因为那样的话，整个人的个性都会瓦解。心理学家荣格在面对潜意识思想时，就冒了这样的风险。他常常有一些灵视，他也用这些灵视来探索心灵中未知的层面。荣格在灵视中看到自己降到宇宙的最深处，在那里，他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事物和情景。他表示，「处在这么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都好像很难理解，因此觉得相当无助。」他在受到惊吓之余，会强迫自己，即使面对似乎愈来愈陌生，邪恶、无意义或荒唐的材料，仍要继续研究。纵然个人要冒险，荣格仍然凭借锲而不舍的精神，对潜意识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科学研究中的这种现象，跟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很相似。我们的主观世界是建立在错觉上。各种研究计划，已经证明我们对过去的生活、对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对时间、对其他人和其他国家，有一种扭曲的形象。我们不断地对自己说谎，这谎言让世界看起来连贯又一致，让我们的生活安定，不致受到威胁。没有这些，我们的生活会一片混乱、没有人味，而且痛苦。

    心理学家葛林华德谈到「极权主义的自我」：我们的人格，会审查和操纵它所看到、所记录的，很像一个独裁社会，为了宣传政权，不惜牺牲真理。我们的自欺欺人，则会使我们疲累和紧张，对这世界产生不实在的看法。所谓成熟——也许「开悟」也是如此——在于看见事实的本来面目，即使那事实与我们最重视的希望以及最坚定的信念并不符合。

    然而，我们的个性却是害怕信念有矛盾，不愿承认错误。人的个性也倾向于认同自己的主张，给自己的个性一个中心地位。它设法安排宇宙，使宇宙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运转，否则它要怎么生存呢?在每一条超个人的道路上都能找到方法，帮助我们破除这样的习性。在「科学」之道上，我们学到的是，让自己的计划来适应这个世界，而不是让这世界牵就自己的计划。

    每一条「道路」都是一种邀请，要我们抛开过去所学的那一套。在「科学」之道上，人必须把公认的解释和个人的假设放在一边。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说过：「学习上的一大阻碍，不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而是我们所知道的事」。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克里克提到，摆脱个人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他说：「能够摆脱念头，就跟能够享有念头一样重要」。达尔文则表示：

我经常尽力保持思想的自由，对于任何主题，我都忍不住要提出一种假设，但是任何假设，只要一有相反的证明，不论我多么喜爱，我都会舍弃它。

    达尔文另外又指出一个事实，这事实对所有习惯做假设的人都至关重要。除了他的珊瑚礁理论以外，他经常不得不放弃——或大幅度修改——他最先提出来的任何理论。

    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拿走以后，我们的脑子里就变得空空如也。一天，巴斯德去敲法布尔的房门。虽然巴斯德当时已经有了几项重要的发现，但两人都尚未成名。巴斯德接受政府委托，研究一种侵袭蚕的严重瘟疫。巴斯德对蚕毫无所知。他解释说，他去拜访法布尔，请法布尔让他看看蚕茧是什么样子。

    法布尔写道，巴斯德根本不知道茧里面还有一个蛹。他真的是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接触这个问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布尔理所当然地会认为巴斯德不能胜任这工作。但是巴斯德在检视一个事实时，绝不让任何现成的见解从中干涉，而且他的研究十分热切，使法布尔印象很深：

巴斯德的榜样，使我深受鼓舞，我定下了一条规则，我要用「无知法」来研究「本能」。我不怎么阅读。我不去翻书，这个方法太花钱，超出了我的经济能力；我也不去请教他人，而是让自己与所研究的题目面面相对，毫不让步，直到我能使它发言。我一无所知．这样更好，我反而能更自由地提出询问。

把自己的思想掏空，不只是一种认知的行为，也可以克服人的自负。个人的意志必须抛开，然后才能领悟。也只有那时才可能瞥见一个更大、也更有智慧的意志。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四岁的儿子夭折，他收到一封慰问信，赫胥黎回信道：

科学似乎以最崇高、最强烈的方式教导我一个伟大的真理，这真理体现在基督徒的观念中，那就是全心顺服于天主的旨意。要像个小孩子一样，坐在事实的面前，愿意放弃所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谦卑地跟随着大自然的带领，去到任何地方或任何深渊，否则的话，你什么也学不到。

  类比就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或过程中看到相似之处。我们对类比已经习以为常，因此对这个观念根本不去多想。例如，从相片上认出一个人来，意思是说，我们能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和一张纸上黑白印记之间的相似之处，我们能立即认出这个类比。如果我们把北京狗、大丹狗、狮子狗、或圣伯纳狗都归为「狗类」，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些动物中看到某些基本的共同特征：牠们能吠，摇尾巴，能表现出对主人的感情。这也是类比。

    还有一些「新」的类比，能使我们观念创新或发明仪器。为做到这一点，光是熟练的观察还不够，还需要大胆运用想象力，从一个现实跳到另一个现实。例如贝尔就是想到耳朵内部的购造，而发明了电话的：

人耳的骨骼，和细致而薄的耳膜比较，显得相当巨大，这一点吓了我一跳。也使我想到，如果那么纤细的薄膜，可以移动相较之下大得多的耳骨，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用较厚、较结实的膜状物，使我的钢片移动呢?于是电话的构想就这么产生了。

    因为这个类比，使得人们后来可以传递有用的信息，在这个例子中，纤细的耳膜可以移动一大块耳骨，这个人类生理上的事实，转变为声学方面的机器。发明就是这么来的。

    拉埃内克的例子也很有名。当时的医师要听病人的心脏时，必须把耳朵直接贴在病人的胸膛上，这位害羞的医师为女病人听诊时，觉得很不好意思。有一天他走过一座公园，看到几个小孩子拿着散落在地上的管子玩。一个小孩子在管子的一端说话，另一个小孩于从另一端，听到他朋友的声音变大了。拉埃内克对这个游戏印象很深。他匆匆赶回家，把一张纸卷成圆筒状，然后把纸筒的一端放在病人胸前，并把自己的耳朵贴住另一端。拉埃内克就这样发明了听诊器。

    热气球的发明，也是类比的结果。发明热气球的是蒙哥尔非兄弟。有一次，兄弟中的一位的妻子，把裙子摊开在火上烘干。过了一会儿，本来固定在铁丝上的裙子掉了下来。大家都以为裙子会掉到火里，没想到它却上升到空中。蒙哥尔非兄弟了解，热空气因为比冷空气轻，可以使凹面的物体上升，这个领悟使他们发明了热气球。

    前面所举的都是取材自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例子。研究大自然而产生的类比，则更有趣。例如鸟的飞翔，导致了飞机的发明。十九世纪末，美国天文学家兰利因为观察鸟儿的飞翔，发明了第一架能飞的飞机模型，比兰利早几个世纪的达文西，也曾有过这样的尝试，而在兰利发明飞机几年以后，莱特兄弟又有了更实用的发明。兰利的发明，是始于童年的一个鲜明记忆。多年前，他躺在新英格兰一个草原上，看到一只老鹰飞向天空，愈飞愈高。兰利生动地回忆这个经验：

我还记得很清楚，小时候躺在新英格兰的一个草原土，看到一只老鹰飞向蓝蓝的高天，然后滑翔了好长一段时间，翅膀一动也不动，好像牠的飞行根本不须要花力气，而是靠着某种奇迹……许多年后，我长大成人了，又想起这些事，这时我问自己，人工飞行是否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可能、那么荒谬呢?

    英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及控制论专家贝特森的研究工作，也在大自然中寻找类比。贝特森特别擅长于把一种学科的思想模式转换到另一学科。从童年时期，他就在不同的自然现象中找寻类似的过程，而从中体会到一种「隐约的神秘感」。这些自然现象包括：主宰一个晶体构造和人类社会构造的法则，蠕虫的分节、玄武岩柱的构成等模式。与贝特森结缡十四年的人类学家米德曾写道，他的模式取材自从各种不同的领域，「这一分钟还在胚胎学中找到的模式，下一分钟就到了地质学，再下一分钟是人类学，他就这么非常自由地反复研究，就这样，他从一个领域中得到的实例，可以启发，校正和拓展另一个领域中的实例」。

    在特斯拉的例子中，我们则看到一个非常不直接的类比。有一段时间，特斯拉一直在思索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率的交流电引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特斯拉从大学时期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尽管他的老师一再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一八八二年二月的一天傍晚，特斯拉和他的朋友西格蒂经过一座公园。那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特斯拉想到了《浮士德》中的几句诗：

夕阳跑开避走，今天已经日暮；

夕阳匆匆跑去，将新的生命催促；

哦，可惜我没有翅膀，不能升空

永远跟随太阳飞行，

    他的朋友这时很惊讶地看到，特斯拉喃喃自语着一些他听不清的话，同时热烈地挥舞着双臂，好像在飞翔似的。过了好一会儿，西格蒂才弄懂特斯拉用手杖在地上边画边做的解释：他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交流电引擎发生作用。

    这次的突破，标明了一种发明的诞生，那又是科技上的一件大事。特斯拉背诵歌德有关日落的诗句时，想到了「旋转磁场」，这是个新颖又绝妙的解决之道。在这里所用到的类比，是地平线之外的太阳光，和一个磁场之间的类比。这磁场并非静止的磁场，而是旋转的磁场，就像太阳好似绕着地球旋转一样。特斯拉后来描述，那时他体验到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刻。这事之后一连两个月，特斯拉都情绪高昂。他的传记作者欧尼尔写道，这次的突然发现，是一次真正的开悟，启示给他，整个宇宙就是一首能源的交响曲。

    然而意大利物理学家费拉利也发明了旋转磁场。特斯拉一直到一八八八年才去为他的发明申请专利，因此被他的对手控以剽窃罪名。其实是特斯拉先把他的发明拿来实际应用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费拉利是凭自己的独立研究，以及同样诚实的态度，而有了自己的发现。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发明，也是由于一种类比，而且也是在一天工作结束后散步持有了这个炒想的：

一八八五年八月十七日傍晚，我照例外出散步。我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结果想到了电磁现象和光学现象之间的类比。几个月来我在研究工作中，对于与光学现象有关的关的一些问题，一直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突然问我觉得灵光一闪，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而且想到它会带来的重大后果，使我大吃一惊。

    使费拉利「大吃一惊」的可能性，是他看到了光学和电磁学问的相似之处。在那些年里，另一位大发明家马可尼也在思索这二者之间的相似。马可尼因为「观察和研究大自然所用的方法」，结果想出了无线电报。太阳向四面八方发出光和热，而且可以发散到很远的地方。马可尼心想，如果「光」能有这样的效果，电磁波不是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吗?他说：

太阳的光和热是地球上的生命之所系，这光与热从太空穿过了好几百万、几千万公里的距离，才传送到我们这里；光从最遥远的星球抵达我们这里；大自然无数的电磁干扰，穿过难以想象的距离而来到地球上。它使我想到，如果能用类似大自然所用的方法，应该能传送我们想要传送的讯息，而且让无论多远的距离，都能接收到这讯息。

    另一位英国医师和解剖学家哈维，则以太阳为类比。他比较太阳系和人体，而发现了血液循环。心脏之于人体，有如太阳之于太阳系：二者都是最重要的生命之源。行星绕太阳运行，血液不也可能绕着心脏循环吗?大英博物馆仍然保存有哈维草草写下的笔记，开始时用拉丁文（这是当时的科学家所用的语文），而以英文结束，好像他有满腔的热忱，恨不得把他的发现一古脑儿全写在纸上。

    哈维的例子，清楚地证明类比具有启发性。当时的科学理论认为血液是呈上下波动状，科学界根本没有听过血液循环的说法。而人们必须用外来的，而且好似没有关联的论点当做杠杆——这论点就是「行星绕太阳运行」，才能摆脱陈旧而错误的思考习惯，把空间让给正确的解释。

    哈维所用的类比之所以令人觉得有趣，还有另一个理由：它找出宇宙和人体之间、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的相似之处。在科学史上有许多这一类的类比。例如天文学家戈德从银河和细胞构造之间的类比，想到「完美的生物原理」与「完美的宇宙原理」的相似。克里克在思索DNA的构造时，就从这个想法得到了帮助。拉瑟福德和波尔把原子的构造与太阳系相比较，而想出了原子的构造。关于这方面，他们的同事波恩写道：

波尔的原子理论，有一个非常出色而且很吸引人的结果，就是它证明原子是一个小行星系……「大宇宙法则」的想法，反映出这个地球对人类的思想，显然具有非常大的魔力。

    此外，类比并不仅限于科技。在各式各样有创意的思想中，都会遇到类比。在文学中，类比成为一种隐喻。但丁在（神曲）的天堂篇中说道，天使的「美」会笑；歌德把人的命运比做风吹，把心爱的人，比做在大海上闪闪发光的太阳余晖：莎士比亚则把老年比做将熄的火焰。这种种意象，都是为了唤起一种美感。

    同样，意大利建筑师帕拉弟恩在建筑设计时，也努力使天体在轨道中运行的和谐重现。奥地利作曲家海登，则使用各种意象做为他交响曲中各个乐章的标题。例如他会以海上航行的变化无常做为意象：顺风，抵达不知名的地方、与外国做生意，回航、发生在公海上的暴风雨、波涛汹涌；暴风雨后的平静、抵达港口、与家人重聚的喜悦。

    在哲学思想中，类比也很有用。例如赫拉克利特以流动的河水为隐喻，说明宇宙的本质就是不断的变化。柏拉图则认为善的观念，是「真理」与「实在」的泉源，正如太阳是生长及光的来源。维根斯坦把不同形状的坐标放在一排黑点上，使这些黑点各有不同的特色，他利用这种隐喻，来说明语言的形成是由人类任意订定的，没有任何逻辑可言。

    我们在前一章也曾提过，仪式也使用类比——其实仪式正是类比的一种具体表现。动作、姿态、服装以及建筑，都象征基本的宗教真理、自然法则、天国的阶级系统或宇宙的秩序。

    伟大的灵修导师也都从类比中得到灵感。老于曾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就是用车轮中空的部分为类比，指出「空虚」的用处。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则把一位与真我契合无间的瑜伽修行者，比做不受风吹的静止火焰。商羯罗则说，人类的心灵不受身体的限制，正如天空不受云层的限制。

    这些类比各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些因此有了发现或发明；有一些帮助了美感经验；还有一些则有助于知识的了解；另有一些可激发心灵上的顿悟。但在这些情况中，都有一个基本现象——使人能够从一个外来的参考点看到一种现实，也使一个人的思想脱离陈旧而没有成果的参考点的拘束。

对于有这种体验的人，这样的释放会成为一种超个人事件，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不同的感受：诸如「发现」的乐趣，「美」的快乐，神圣事物的体现，或思想的顿悟。

    发明家也爱玩。其实他们比谁都爱玩。爱迪生曾经用硬纸板做了一个锯木头的小人儿。他把玩具接在一个膜片上，膜片则是放在一个漏斗状的东西里面；若有人对着漏斗唱歌，声音发出的振动会使膜片移动，并借着一种装置使小人移动，而让这小人儿锯起木头。天才就是这种方法来自娱。

    同时，爱迪生也正在设计一种方法。可以把电报信号记录到一个刻有螺旋形沟槽的纸圆盘上。那时他突然灵机一动：如果把这两个想法合并起来，也就是说，把声音变成动作，以及把信号记录到一个圆盘上，是否可以呢?在那个轻松愉快的时刻，爱迪生发明了唱机。

    十六世纪时，外科医生帕雷，用烧开的接骨木油和一种古老的解毒糖剂，治疗猎枪造成的伤口。也许当时的人认为这类伤口有毒，所以医生才会使用这种烧灼术，其实这种方法反会扩大感染，使病人更痛苦。在法国包围杜林期间，帕雷的接骨木油用完了，他就用手边的东西来代替，他用蛋和松节油调配而成的消化药剂，而没有使用烧灼术。第二天他发现接受烧灼术治疗的病人都受到感染而发烧，但是接受新疗法的病人都痊愈了。他发现了杀菌现像。

    美国画家摩斯曾到欧洲去进修艺术，一八三一年搭船回美国。船上有几心科学家。有一天他跟他们一起谈天。有人问道，电流脉冲的速度是否会因为电线长度而减低。一位科学家回答说，电流速度跟电线长度无关。这诗摩斯突然想到，可以用电流脉冲向远距即时传送消息。电报和摩斯电码，就是从他的顿悟而产生的。

    一八三七年秋，法国画家和物理学家达盖尔把几个碘化银版丢到抽屉里，因为他以为那几片板子不能用了。几星期后他打开抽屉，发现碘化银版上的显影非常完美。于是他检查抽屉，想知道是什么物质让碘化银版显影。结果在木板的裂缝里找到几粒水银球，那是从一个破瓶子里掉出来的。显然要使感光板显影，最好的方去就是利用汽化的水银，这就是照术的开始。

    一八五五年，一位爱作白日梦的意大利律师拉维义，女儿的一架玩具钢琴给了他灵感，而设计了一架「会写字的大键琴」，这就是第第一台打字机诞生的由来。

    一八七九年春天，巴斯德在研究母鸡的霍乱。有一天他把培养菌注射到几只母鸡身上，但是培养菌虽然具有活性，却不足以引起感染。巴斯德又准备了一些新的培养菌，而且活性强得多，他把这些培养菌注射到几只刚从市场带回来的母鸡身上，也注射到原先那几只已接受过注射的母鸡身上。新来的几只母鸡死了，表示培养菌的活性很强。原先的几只母鸡却根本没有得病。巴斯德后来才想到，这几只母鸡因为先注射了较弱的培养菌，而有了免疫性。他发现了疫苗。

    犯错、分心、闲暇时制作的玩具、必需品的不足、不经意的观察、混合：这种种例子——而且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似乎足以表示，我们的文明是奠立在一个可笑，甚至荒诞不经的科学发明史上，证明那不是一系列逻辑实验的结果，而是偶发事件所产生的结果。

    我们总以为科学是一种有条理、理性的工作，在无菌实验室里从事有系统的研究。但实际上我们却发现，科学家必须摸索、试探，有时要碰运气，或者要靠天时地利。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这些科学家在家常的环境里工作，几乎可以嗅到他们四周有一种家庭式的安闲气氛。

    例如欧布鲁杰，是一名旅店老板的儿子，他父亲教他敲打啤酒桶的顶部，来判断桶里有多少啤酒。几年后，他把同样的方法用在人的身上，开始了医学上利用敲诊法来检查身体各个器官状况的技巧。

    有一天，十七岁的伽利略在比萨大教堂望弥撒，看到一个摇幌的吊灯而分心。伽利略利用自己的脉搏来测量吊灯摆动一次的时间，他发现，虽然吊灯摆动的弧度渐渐缩小，每次摆动的时间却保持一定。这个观察使他发现了钟摆运动定律，也使他违背父亲的心愿，没有学医，而献身于研究物理。

意大利生理学家伽凡尼的妻子，看到绑在一根金属在线的青蛙腿在抽搐，惊吓得大叫，打断了她先生的上课，伽凡尼就这样开始了对电流的研究。虽然伽凡尼轧则电的理论很快就被伏特所驳倒，但它对于电流生理学这一门新的科学，仍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动力。

    的确，顿悟只能在偶然中发生，因为科学家使用的仪器和方法，都是旧理论的具体成果，而科学家必须克服的，也正是这些旧理论．它们会阻碍新的发现，因为它们没有为新发现预作准备。反之，在较缺乏条理的日常生活和偶然中，新的想法会以较不直接，甚至偶然的方式，有充分展露头角的机会。偶然的发现和发明，正是有创意头脑的本质，有能力在任何事情中，看到具体而微的意义与美。缺乏创意的人，对偶然或意外的想法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只把心思放在事先计划好的想法和目标上。但是有创意的人，会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他们能在一切事物中找到意义。

    爱因斯坦认为，一切科学都只不过是将日常的思想加以提炼，如果这话不错，那么不论我们是否为科学家，都应重新思考每天的生活。我们对机会和突如其来的事件做何反应?是把它们扔到满是尘埃的仓库里，使满摆了一大堆无用之物的仓库更加零乱；或是我们会因为这个机会和意外，而去思考和想象呢?一次偶然的邂逅，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一个不寻常的巧合，一段偶然听到的谈话，新闻中提到的一件事，一次耽搁，一个梦——样样事情都会有更深刻的含意和更广泛的关联，往往是我们未曾想到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经济原则」仍然是许多「道路」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要善加利用在特定时刻获得的材料。但是在人生之路上，自己先要虚怀若谷，能接受路上信号的引领。那些肯定自己已经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人，必会在这场竞赛中失败。

    然而，这些「偶然发现」的例子，也不应使我们受骗。虽然许多科学发现和发明是出于偶然，但这个事实绝不能降低人类头脑的重要性。反之，却可以证明人脑的灵巧。有创意的科学家会让值得注意的事件，带领他们进入陌生而未曾采测的领域。明智的顺从以及利用环境的技巧，正是许多探险家异于他人之处。

    巴斯德常说：「机会只帮助那些准备好的头脑」。所谓「准备好的头脑」，究竟是指什么呢?这句话至少可以有三种解释，而且并不互相排斥。

    首先，「有准备的头脑」可以单纯地指见多识广的头脑。例如德国物理学家乐琴偶然发现了导致他后来发现X射线的一种荧光时，他立刻想到那些能穿透物质的射线，因为他还记得赫尔姆霍兹在两年前写成的一篇研究论文中，曾经提出，宇宙间或许存在着一些频率很短的射线，可以穿透固体物质。

    第二种解释则比较深刻，所谓「有准备的头脑」，是指这头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同一个主题，耐心地采究每一个细节，而且让自己的潜意识仔细整理所吸收的材料。换句话说，「有准备的头脑」是一个经过精密调整的头脑，像一块磁铁，凡是与他的研究主题有一些关联的思想或论据，都会被其吸引。在他眼中，每一件事都与他的研究主题有关，即使是一个苹果掉到头上（如牛顿），或是看到物体浮在澡盆中（如阿基米得）。

    「有准备的头脑」的第三种解释，是指思想开明的人，能抛开一切先入为主的假说，把看似不重要的事件，为其赋予意义。思想开明的人，能与事物进行智慧的交谈，提出适当的问题，让宇宙借着一连串看似偶发的事件，来提供解答。荣格就把偶然发生、而具有相关意义的事件，叫做同步性。诺贝尔奖得主神经生理学家埃克尔斯写道：

我的发现基本上就是这么来的。在我没有料到会发生的事当中，我终于注意到这些事件，同时敏感到能够倾听大自然想告诉我的事。优秀的研究者，都能分辨和重视无法意料之事的重要陆。

    另外还有一种不完整的同步性——「事情」有话要说，但没有人聆听，至少刚开始时没有人听。弗莱明的情形正是如此，他被人误以为是发现盘尼西林的人。这是个很奇妙的故事。一九二八年，弗莱明因为研究在战争中受伤的治疗方法，而培养某种葡萄球菌。有一次他去度假，把东西都留在工作台上。一个月后他回来时，发现装了培养菌的小盘子上长满了霉菌，于是他做了去度假前就该做的事：把这些东西全扔了。

    这时正好有一位同事走进来，问弗莱明的研究进行得如何。两人就谈起话来。在谈话中，弗莱明把刚刚扔掉的培养菌捡起来给同事看。他注意到霉菌杀死了四周的一些葡萄球菌。那表示这霉菌具有杀菌性质。他把这个情形指给同事看，并且说：「真奇怪」。

    弗莱明把这霉菌叫做盘尼西林，并且在一分刊物上写到这个发现，但他最后的结论是，盘尼西林与治疗细菌感染没有任何特别的关联，他并把这些都抛在脑后。

    几年后，正是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由于需要治疗战争中的伤者，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更积极，也更有系统。一名澳洲医生弗洛里，开始用盘尼西林做实验，而认识了它强大的治疗能力。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所谓「发现」，是指完全了解一个实体或一个方法的功能和重要性，那么真正发现盘尼西林的是弗洛里，因为他才是真正聆听事实的人，而这是事实透过一连串的偶发状况，想要传达给弗莱明，却徒劳无功的。

    「偶然」并不常是外在的，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内在的动力，由不明显的逻辑所引导。跟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也同样表现出一个人有能力认清自己走的方向是正确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写道：

我认为我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如何产生核子连锁反应，我想告诉你这个发现的经过。我们一直在努力研究中子引发的放射现象，但是得到的结果没有什么意义。有一天我到了实验室，突然想到应该在入射的中子前面放一片铅版，看看结果如何。我一反常态非常仔细地切割这片铅版。我显然对某件事很不满意：因为我用尽各种藉口，不想放置这片铅版。最后我终于犹疑地预备把铅版披在该放的位置时，却又对自己说：「不，我不要把铅版放在这里，其实我想放的是一块石蜡。」就这样，没有事先的警告，也并未故意做事先的推理。我立刻拿了一块奇形怪状的石蜡，把它放在原先预备放置铅版的地方。

当一个人的脑子里有丰富的思想；当一切事物在眼中都有价值，而且把每一件事都视为一种机会而加以接纳；当一个人能满怀信心地面对陌生而未能预知的突发事件；当无法预知的生命之舞能激发兴趣，而不是引起恐惧或烦恼；当人们总是可以问「为什么」，总是有一场游戏可玩时，创造力于是产生。

    「科学之道」的目标不是为了弱者。不是为了那些停留在表面或轻易半途而废的人。也不是为了那些以少许为满足，或认为他们已经有了答案的人。

    「科学之道」的目标就是「发现」。别的道路也许有别的目标，但原则是一样的。为了达到目标，一个人必须运用自己所有的能力：不可分心，也不可半途而废；必须热诚奋斗，向「不可能」挑战。这一切都需要纪律。

    从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学习到「纪律」最重要的层面是专注。不专注的话，连烫件衬衫或清理书桌都做不到，至少是做不好。在通向「真我」的道路上，都少不了「专注」；其实「专注」是成功的必要因素。专注就是对一件事情的认真，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

※邓肯可以把双手放在心口上，一连几小时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好像进入神魂超拔的状态。她在设法找出动作的起源，「心灵的音乐」。一旦她接触到这「能」，就让它流遍全身，「让身体充满振动的光」

※有一天，雷诺阿正在作画。莫内一再向他要根香烟，雷诺阿没有注意到。于是莫内把身子靠过来，伸手到雷诺阿平常放香烟的口袋里找烟。一直到莫内的胡须碰到雷诺阿的脸颊，他才注意到莫内就在旁边。但他继续作画，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印度瑜伽修行者辨喜向他的老师，印度哲人罗摩克里希纳抱怨，附近的一个黄麻工厂太吵，妨碍他的冥想。罗摩克里希纳劝他专注于噪音本身，结果问题解决了。

※拿破仑如果必须接受一个「想法」，他会紧紧「抓住它的脖子、抓住它的屁股、抓住它的、它的手、它的头」，直到他完全弄清楚为止。

※西班牙神秘家阿坎塔拉在一篇有关祈祷的论文中，建议人们要紧紧地控制思想，就像人用缰绳控制一匹马一样。

※南提洛尔登山家梅斯内写道，登山时如果不想葬身悬崖，一定得全神贯注，他说他「从手指尖到鞋跟」，无不显示出他专注的能力。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最须要全神贯注，因为一个人的全副注意力都应该放在一个单一的主题上。只有这样，思想才能脱离寻常的结构，而有了解的能力。有人问牛顿是怎么发现万有引力的，他回答说：「我凭借的是不断地思索。我一直把研究的主题摆在眼前，等待它的第一道光一点一点地出现，最后它改变了，「光」终于完全出现。」有一次他说，科学真理的发现，是「安静和不断冥想的结果」。

    在科学家的写作当中，不断地出现「光」和「冥想」的隐喻。法国博物学者布丰，有一次提出了一个说法，凡是想学习如何思考的人，都能用得上这个说法。他说：「你一想到一个主意，要久久地加以考虑，直到它发出光辉，也就是说，直到它清楚地呈现在你面前，四周围绕着各种意象，表现出必然的结果和后果」。

    发现镭的波兰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写过，她发现镭的那段期间，和她丈夫生活在「全神贯注之中，仿佛在梦中一般」，他们生活在「平安、冥想的氛围中，那是一个实验室应有的氛围」。她进一步解释道，那也是一个关乎信心的问题：

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生活都不容易。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锲而不舍，更重要的走，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有某方面的天赋，要不惜牺牲一切来达成它。

    专注会令人废寝忘食，是一种执着。不但在工作时间专注，而且时时都会专心一致。庞加莱的侄儿描述他叔叔的专注：

他去巴黎大学或参加某个科学集会途中，或饭后长时间的散步时，都会在一路上思考。他在学校的门厅或在礼堂中，或者慢步行走时，脸上会带着认真的表情，一边玩弄着钥匙串，一边沈思。在吃饭时他也思考，他经常会因为突然想到了什么而打断谈话。

    专注，就是抗拒分心、气馁和他人的打扰。需要锲而不舍的态度，深入探讨一个主题，不迷失方向，也绝不半途而废。一九0二年到一九一0年之间，罗素正在写作他的巨着（数学原理），在写作期间，只要发现最轻微的矛盾，他都从头开始，而矛盾又不断地出现。

    罗素往往一连几天坐在一张白纸前沈思；但是经过一天他所谓的「重大的脑力工作」后，纸张往往仍是一片空白。在那段期间，罗素好几次站在铁道桥上看着牛津线的火车经过，他会好想跳下桥去。他解释他为什么没有跳：

我遇到的困难，就像是一个挑战，若不去迎接这挑战并想办法克服，未免显得太儒弱。因此我坚持下去，最后终于完成了工作，但是我的心智却没有从这种压力下完全恢复。

    爱因斯畑一的努力也许比较不那么戏剧性，但他的毅力却同样强烈。美国数学家史特劳靳叙述，有一天他和爱因斯坦完成了一篇论文，想找个回形针把文章夹好。他们找到一枚扭曲变形的回形针，于是想找个工具把回形针弄好。他们翻了好几个抽屉，找到了一整盒回形针。爱因斯坦从盒子里拿出一枚，用它当工具，去修好扭曲的那个。史特劳斯提醒他用不着这么做，爱因斯坦回答说，一旦他决心达到某个目标，什么也不能使他改变心意。后来爱因斯坦向他的朋友吐露，这件小事正好可以说明他的工作方式。

我们全神贯注的时候，会不注意时间的消逝，也会忘了身边的一切。我们对做教授的，总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只知专注于研究工作，对别的事情心不在焉，而且也的确有许多这一类的真实故事。例如：

※爱因斯坦和一位地质学家朋友正热烈地谈论地震，两人竞未注意到这时正好发生了大地震，整栋建筑物的人都跑光了。

※牛顿想知道时间而拿起手表，却发现自己拿的是一个蛋，这时他才注意到他放进锅里去煮的是他的手表。

※庞加莱的姊妹帮他在钱包上缝了一串铃当，好让这位数学天才不致于找不到钱包。

※爱迪生做起实验浑然忘我，竟然忘了自己的婚礼。

    这些轶事看似微不足道，其实不然。它们透露了那些科学家的个性，比方说，他们都把全副心思放在工作上，不注意身外的世界，而全神贯注于他们感到兴趣的领域中，他们是知道如何忘却自己的人。

    在一切的超个人之路上，我们都会见到这种「忘却自己」的天赋。吊诡的是，他们是在舞蹈的神魂超拔中，在艺术创造中，在服务中达到忘我的境界。彷佛就在那么一瞬问，思想和感情被超越，平常的性格消失无形。麦克玲多克是美国的遗传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她谈到在显微镜下观察脉孢菌（一种红色的霉菌）染色体的情形：

我发现我愈研究，这些染色体看起来就愈大，等到我真正投入时，我不再置身于外，而走在里面。我也是这组织的一部分。我就在里面，跟它们在一起，每样东西都变大了。我甚至能看到染色体的内部……。我很讶异，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像我就在里面，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你在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们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忘却了自己。最重要的事就是你能忘却自己。

    这段话驳倒了人们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使人们知道科学家并非都是冷漠无情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科学家能进入一个主题的中心，非常渴望与它熟悉。我们也看到科学家能与研究的主题浑然合为一体，麦克玲多克说，这种合一带她进入一种神魂超拔的境界，而且对于万事万物的合一，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

    需要专注的，不只是「假说」和「思想」，对于外在世界的观察，也需要专注。观察是必须的，因为人类的眼睛并不总是看得到正在眼前的东西。只有训练有素的眼睛才看得到事物的本质，这眼睛经过经年累月的训练，才能穿透外表，看到事物的内在。

    按法国物理学家佛瑞奈的说法，大自然在理不清的混乱之网下面，隐藏着一种秩序。「在这混乱中隐藏着『简单』，等着我们去发现!」巴斯德会一连几小时坐在显微镜前，观察一个培养皿，记下培养皿上几乎察觉不到的活动及变化。他的同事会跟他开玩笑，说他在看着微生物长大。巴斯德则说「大自然……需要极辛苦的工作；她喜爱长茧的手和满是皱纹的额头」。

    要使大自然透露她的秘密，需要耐心和正确的观察。不论是观察一团星云或一朵花，一个细胞或动物的一种行为，，都能让人对其产生充分而真正的认识。达尔文有一次写信给他的儿子霍勒斯时，若有所思地说：是什么使一个人能有所发现呢?不是聪明才智，而是观察，因为许多很聪明的人，从来没有过任何发现。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在天平上，我位于有利的一边，因为我能注意到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事物，而且能仔细地观察。」

    法布尔为了观察昆虫的行为，会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生了根似的。农夫清晨去工作时经过他身旁，黄昏返家时看到他还在同一个地方，都认为他一定疯了。

    歌德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为了研究科学和写作诗歌，非常仔细地观察大自然。他喜爱研究石头、植物、星辰。他的一位朋友写道，要讨他欢喜，只要送给他「一副狮子的牙齿或是一个歪七扭八的羚羊角」，让他去仔细研究即可。歌德说，他能在一块石头的纹路上看到大自然的法则；他观察帕多瓦植物园的一棵棕榈树，在其中看到了植物最基本、最原始的形式，他认为，所有的植物都是从这个基本形态，经过不同的变态过程而产生的。他写信给雅各布说，只有在研究每一种物体时，他才能看到神的存在。

    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的专注，就是坚持不懈。在科学领域里则是指耐心而有条理地不断重复一项实验。例如链霉素就是从一万种微生物中发现的。苏俄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叙述链霉素的发现：

那是个有关一万种微生物的故事。我们分离出一万种微生物，试验它们抑制病原菌的能力。我们发现约有十分之一具有这种性质。于是我们设法在培养皿里培养这一千种微生物，发现约有十分之一的微生物有助于这个过程。从这一百种微生物中，我们设法萃取有活性的物质，最后得到了十种化合物。我们拿来在动物身上试验，其中有一种就是大家熟知的抗生素——链霉素。

    爱迪生为了找出最适合做灯泡的灯丝，做了一千六百多次实验；为了发明蓄电池，他做了五万多次实验。他说他用的方法，跟挑选种子所用的方法类似，也就是说，他会尝试几千种可能性，然后选出最有希望成功的一种，再去深入研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业余和专业的区别。业余者只要一想到一个令他满意的点子，就不再想下去，但是专业人士却会想出许许多多的想法，就算大部分都没什么用处，然后才在其中做选择。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德海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多想出点子：

我们必须考虑新奇事物的每一面和每一种机会，因为它们都会产生新的组合，然后要让它们接受最公正的检查。因为虽然其中九百九十九个，不是因为本身没有价值，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推导出它的价值，而毫无结果；但不论我们如何怀疑，我们最好仍能全都加以考虑，因为很可能第l千个想法正是将要改变世界的那个想法。

    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这些例子中的要素，那就是「纪律」。因为有纪律，一个人绝不会因为成功或失败而转向；纪律让人致力于一个主题，而且深入探讨；纪律不仅是成功的保证，也是一种存在之道。诚如美国物理学家欧本海默写给他兄弟的话，我们应该以感恩之心感谢任何有利于纪律的情况：

我相信借着纪律……我们可以获得宁静，也能从生活中的一些偶发事件以及仁爱的行为，获得少许弥足珍贵的自由……因此我认为，凡是能引发纪律的事物：诸如研究、对人类以及全体人民的责任、战争、个人的困苦，甚至维持生存的需要等等，都应该满怀感恩之心欣然接受；因为只有透过这些，我们才能获得最低限度的超然，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平安。

  （微光）是坎伯尔所著的一本短篇科幻小说，叙述一个人让自己进入了七百万年后的未来，在他的周围仍然看得到过去辉煌的标志。艺术和科技都已登峰造极，处处可以看到人类精神的胜利。生活在这文明下的人，可以证明在这段极漫长时期中，人类在生物和文化上的巨大变化：他们的前额非常大，可以活三千岁，说话有如音乐——一种神秘而尖锐的音乐。但是从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出，一种不可挽回的退化已经发生。从这些人的眼神，知道他们的内心非常贫乏。这时故事的主角恍然大悟：凡是能发现的事物，他们都已经发现了；能发明的东西，他们也都已经发明了。人类已进入夕阳状态。再也没有人能体会好奇心为何物了。

    好奇心之死正是人性之死。当一切事都平淡无奇时，心灵就不再进步，不但在科幻小说中如此，真实生活中亦然。反之，我们也可以说，多亏人有好奇心，正是这种永远不满足，永远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脾气，使人类有了这么多的成就。更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有创造力的科学家都有一股强烈的求知欲。爱因斯坦就很明白地表示：

我想知道天主如何创造这世界。我对这个或那个现象没有兴趣……我想知道他的思想，其它的只是枝微未节。

    好奇心是一种热情，不找到答案，不肯罢休。好奇心不让脑子睡着，也强迫它专注。好奇心能激发无意识的发挥，使人最后终于能有所发现。但是好奇心也会令人相当困扰，正如赫尔姆霍兹在他的自传体论文中所写的：

我一辈子都强烈地渴望自己的头脑能十分了解现实，或发现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虽然对我来说，这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有时候这种需求太强烈了，今我烦恼，因为除非我注意到一些跟我手中问题有关，而且值得讨论的疑点，我不会因为好像找到了解答，就停下来。

    好奇心的密友是惊叹，但二者之间还是有差异。好奇心出于无知，惊叹则来自了解。对于前者，你抱着猜疑的态度，对于后者，则是充满惊讶。好奇心会时时萦绕心头，惊叹则令你振奋。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已经接纳了好奇心，但是惊叹，即使得到接纳，也是很勉强的，在「科学」这座无菌建筑物中，惊叹好像是个闯入者。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不论是对科学家而言，或对其他人而言，都应该把「惊叹」视为一种最自然不过的反应，因为我们都住在同一个令人惊讶的宇宙中。「惊叹」是一切超个人经验的本质。虽然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对事物不迷恋，也没有恐惧，但它的主要特征更应该是对一切都感到「惊叹」才是。

    科学会让人联想到「肯定」及「傲慢」，甚于联想到「谦虚」和「惊叹」。然而我们若研究伟大科学家的生平，想法就会大为改观。从他们的生活中，我们常看到他们对事物的赞叹，他们自己也坦然承认这种感受。例如伽利略就曾在许多场合中谈到它。在一封信中，他谈起他最新的发明——显微镜时，写道：

我曾以无限赞叹之心注视许多种动物：其中跳蚤最是可怕，蚊子和蛾非常美丽，我凝视苍蝇和其它小生物在镜子上行走，甚至倒立的时候，得到莫大的乐趣．我们有无限的机会凝望大自然的壮丽，也能看到它煞费苦心，以微妙而又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运作。

    另一次，伽利略写到，他得到「神的启发」而发明了望远镜，由于这个仪器的帮助，他在天文学上才有了一些发现。他谈到他发现木星的四个卫星时，所兴起的「惊叹之心」，也谈到当他观察到人类迄今还无所知的天体时，心中产生的「无限的敬畏」。

    另一位意大利天文学家斯加帕雷利也写过类似的经验。他在一封信中追述他的父亲如何在他年方四岁时，就向他介绍天文学，教他认识星座：

孩提时期模糊感觉到的无限和永恒的观念，长大时又再度加强：即使现在，天主仍然借着这种方式向我的心灵说话，而且效果奇佳。我就是靠着这种潜意识的感觉，被引领进入天文学——这一门不得不触及到悠久的时间以及无限遥远距离的学问。

    在地质学中，人们在面对巨大浩瀚时，也会产生惊叹之心。著名的苏格兰地质学家莱尔在尼加拉大瀑布前思索着，瀑布底下的珊瑚石灰石需要多么漫长的年代才能形成，莱尔认为这段时期，跟太空中一个银河与另一个银河分开所需要的时间差不多。这段长达敷百万年的时间，可以形成阿尔卑斯山、庇里牛斯山、喜马拉雅山等山脉。莱尔说道：

地质学家会默想着这些现象，以致于心中充满敬畏，而忘了这壮丽的大瀑布，不再看到瀑布的快速奔流，更听不到它落入深渊时的声音。但是只要他的思绪回到现在，那时会发现他的心境和心灵的觉醒，与四周壮丽的美景完全融而为一 。

    说到惊叹，就不能不提达尔文，他曾在一篇日记中写到他对巴西森林的印象∶「一种崇高的惊则、赞赏、热爱的感觉，充满了我的心灵，也提升了我的心灵，但是要描述这种感受是不可能的。」在达尔文的例子中，还有其它的情况。达尔文在晚年时竟然排斥这些感受，他一反过去的说法，声称这些经验不能证明天主的存在。然而我们在这里并不讨论达尔文老年时的信仰而是他年轻时的经验。因此我们只须阅读达尔文前往南美旅行时的日记即可。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对大自然壮丽景观的惊叹之情，如麦哲伦云、冰山、海龙卷、冰河、珊瑚环礁、爆发的火山、植物群，特别是动物群。在达尔文发现的动物群里，有一些很特别的动物，其中包括会发出刺耳声音的鱼，嘴巴像剪刀的鸟，长了暴牙的牛，用两条腿喀达喀达走路的蝴蝶，叫声如音乐般悦耳的青蛙，爱好群居的蜘蛛，发磷光的甲壳类动物，身体像植物，却会产卵、会游泳的生物。

    达尔文说他好像到了另一个星球。他说他不只因为看到四周的美而感到满足，也因为他对眼前每一样东西的认识而感到满足，就像一个人若有丰富的音乐知识，就更能欣赏一首交响乐。最令他惊叹的时刻，是他看到巴西和火地岛原始森林里的「崇高壮丽」。达尔文表示，「在这样的孤寂中，没有人能不受感动，以致于感觉到一个人的存在，并不仅止于呼吸而已」 。

    不只是无垠的太空、动物群和自然景观那惊魂摄魄的美，能令人叹为观止，即使是最简陋的实验室也能。居里夫妇在一天的工作结束时，会待在实验室门口，着迷地注视着瓶子里和试管里发磷光的物质。

    最后要提的是，在有所发现的那一刻，我们也能体验到惊叹之情。雅各布有一次界定了基因蓝图中的某些机制。他的一番话美妙地说明了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最高成就。他觉得：

能够发现生命的奥秘，能够深入事物真正的本体，令我感到惊叹。能够接近大自然原始的机制——一个基本的机制，自有生命存在以来，这个机制就帮助生命，使其能够生活，而且，只要生命存在一天，这机制就会帮助它们一天。事物真正的本体，这个永恒却隐而不显的现象，突然间被揭开了，一念及此，我就觉得摆脱了时间的限制。而我也比过去更觉得科学研究与人的天性似乎是同一回事——都表达出对生命的渴望。人类发现，要向宇宙的混沌挑战，最好的方法就是主宰「死亡」本身。

    对雅各布布来说，在有所发现之后，「惊叹」的情绪就会随之而来：而对爱因斯坦来说，「经验」与保守的既有信念之间有悬殊差异时，就会产生惊叹之心。爱因斯坦小时候，父亲拿了一个指南针给他看，指南针的用途与他对这世界天真的想象并不相符。一种强烈的感觉来到他幼小的心中：在有形可见的宇宙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构造。终其一生，他都一直有这个想法。

    因此，打破了现有信念的约束后，就会产生「惊叹」之心。也许我们不但应把惊叹视为结果，也应该视为打破约束的先决条件。我们须要有追根究底的思考方式，也就是对一切都不能确定，而且能在最平凡的事物中看到不凡。有这种态度的人不会说：「情形是这样这样的」，而会问「假如……会怎么样?」有这种态度的人，能在最简单的观念里，例如时间、光、空间、数目和重力中，找到令他叹为观止的来源，只要我们肯花片刻时间去思索，前面所举出的这些，都具有令我们充满迷惑，甚至敬畏的要素。

    相反的，肯定的思考方式，则会以现成的结论来面对现实，这种结论反映出：「我应该知道的事情，我早都知道了」的态度；这种人与能点物成金的国王麦得斯正好相反，他们具有化神奇为腐朽的本事。

    科学上的惊叹还来自另一种因素。一个人一旦能以富有新意的眼光来看这世界，就会面对一个奇异而无法想象的现实，因此必然是一个陌生的现实。研究物质的构造或头脑的功能，昆虫的习性或星星的形成，岩石的成分或潜意识迂回曲折的过程，都表示我们会进入一个想象中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既遥远又陌生。

    在面对自己叹为观止的事物时，会因为自己不能领会，而感到痛苦。约翰及安托瓦妮特李利夫妇以多年时间探索海豚及其它鲸目动物的世界，研究牠们的意识、思考和沟通方式。虽然牠们的方式与人类大异其趣，却很可能跟人类同样进步。约翰李利谈到他自己以及跟他一起研究的同事时，写道：

我们的思想因为这项研究而得到启发，这是一种奥妙又痛苦的过程。我认为「神秘怪诞」一词最能描述这种感觉。我们觉得自己撞上了一大片未知的领域，在即将踏上这片领域时，我们会怀疑自己的装备是否合适……我们觉得有「某物」或「某个存在者」跟我们在一起，这「某物」或「某个存在者」在一个透明屏障的另一边，到此刻为止，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这屏障。

    脱离平常的思考模式，会让人感到不自在，但经过这个阶段之后，跟着而来的感觉就是对未知的惊叹。安托瓦妮特·李利叙述她与一条鲸鱼的接触：

我觉得我正意识到有一个庞然人物的存在，这庞然人物也意识到我的存在。我一方面说不出话来，同时想吸收大量的信息，但我无法将这些信息嵌入过去经验的模式中。不知怎的，它超越了人的经验，深入未知的奥秘中。其间也有几次相互致意的时刻，那是永恒的时刻……．我们之间的频率好像一个幸福的通道，明亮耀眼。这道亮光渗透了我整个的人，使我获得抚慰，四周其它的一切因此都变得黯淡无光。

然后鲸鱼把头从水里抬起，注视着她，同时喷出一堆海水：

接下来几分钟里，我所感觉到的喜悦，只能用「荒谬」一词形容……鲸鱼用这种方式邀请我分享她的世界，使我能从宇宙不同物种之间的缝隙中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看见了一切的合一，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认识牠们……我看见一个我们曾经去过、将来还要再去的地方……一个和平的许诺……那个「和平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