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张司铎在土木川时代的传教生活

（一）土木川教务的概况

当吾主在世时，不是曾游行各省，训诲民众，宣报主国已临的福音么？他升天前，乃是因为尚有当受福音的其他神子，还遣发了宗徒们，传福音于世界万民么？因此圣而公教会本着吾主博爱的精神努力进行，传教事业渐渐推广，遍及各处，那末基督教化的真光和福音，是靠着热心教友——尤其是教会中的领袖——的心血，散布到普世全球的啊！所以我们的土木川，也得侥幸列入了吾主葡萄园的一畦。

土木川原是个平原，纵约一千二百里，横六百余里北界大青山，东达曼汗（译音）及东山，南至培塿诸山，西南一带有世界驰名之共黄河，而与宁夏的平原相接，地面虽是十分宽广，但是土质瘠瘦，又苦河水泛滥，所以相当的效果，是很难得到的。然土人急于求得生活的要素，便尽自已的能力，疏通河流，挖掘沟渠，导出黄河的水，来浇灌田畝，故该处农业日见起色，从此吃饭问题，也就不至大感焦虑了。

当时土木川区域，包括归化、和林、托城三县，圣母圣心会司铎接管了口外，这个区域是从代海到宁夏必由之路。

一八八一年（系依据张公所记述于一八八九年之圣母圣心会月刊的本文，作者谨考诸译著，当系一八八四年），有沙卜淖附近新地上之某教外人，偶至一教友村，探望他的奉教某亲戚，经这位亲戚的劝导，便赴西南蒙古教区，谒见某司铎访求真道。某司铎询知此人原是土木川东部人便写信给代海的教士们，请他们到土木川开教，结果，有宣教师二人，来自代海，当下就有愿意信奉圣教的人，不久，陶司铎（前二年死在绥远的陶主教）携带四末圣像，前去探望宣布师与新教友，随有沙卜淖居民三户亦入圣教，后来教外人出头为难，所以教务进行，大见掣肘，幸有宫府出示保护，得免于难。一八八六年，有西湾子宣教教二人——李秀王清——至土木川一八八七年巴主教亦到该处巡阅视察后，便决意派遣教士来主持教务。西尔物斯得肋南司铎就奉命往任土木川第一任本堂。他和王清先生暂住在新地上又在沙卜淖价买屋地；一八八八年便在这两个村子里建造了两座圣堂，后因为环境所迫，迁到沙卜淖居住。戴司铎（中蒙古第一任省会长）也曾居此数月。一八九一年雅各伯司铎，便也到了土木川。那时南司铎复迁居可可（译者），兼理沙卜淖。张司驻在海留素台村努力于传教工作（对于他传教的详情下，下一章我们要另行叙述）。因此土木川的教务，渐见兴旺了，结果，一八九九年方主教巡阅教务之后，便划分代海、土木川、后坝为一区，这时修土木川教友的数字，是一五零零，望教者三五零零。

一九零零年，拳匪作乱，有几处堂口，被匪动掠，且有两位司铎和许多教友，先后为主教致命。一九零二年教友只有七八一名。因为拳乱时，逃生后坝避难的教友，事平后，未归土木川。现在对于土木川的种种情形，不及详述，只讲些拳乱后土木川教务的复兴。

当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罗马传信部把土木川划归绥远教区时，土木川已成立了八个堂口，信友五五一八，望教者二千余名，但教友们不是团居在这八个堂口，大都散居在一百余小乡村中。

张司铎把这地方教务惊人的进展，亦曾述及八年（一八九一——一八九九）中所施的各种方法。这些小方法，我们在描写这地方的教务概况时，很可以借助；写他的行传时，尤其是重要。可惜！这项记述，拳乱时已遗失了。

照我们的眼光所认识的，这位伟大的张司铎，可以断定他在土木川开始传教时，必然有一种非常的热忱，在他后来著作的《邪下理考》中，这种热忱，就完全流露出来了。比方他说：

“爱德是传教的总根子，耶稣发传教的命，也是从爱德来的。”

“传教不是为别的，就是为指引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这两条是我们人至大的本份，也是最有关系的事情，也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更不是为哄人，总而言之，传教全是为爱人如已。”

他很关心传教的使命，和爱德的工作，这也是他惟一的爱好，恰如圣保禄宗徒说的：“爱德束缚着我们。”张司铎为宣扬确切深奥的圣道，诚似基利斯督，分施恩惠，有如善牧，关心他的属下——已进教和将进的——因为他根据于爱德的基础“为教众人同归于基利斯督”。

他对于劝化土木川的外教，和不认识的人，从来没有畏缩心，因为他是为奉行天主的使命而尽职，完全依赖上主的助佑，以求愈显主荣，常作恳切热诚的祈祷，因为：

“传教是天主所赏超性的能力，人只要尽心善用，热切祈求，天主一定要赏人相对的能力。”

（二）传播福音——栽培传教先生：

西湾子修道院在一八九零年至一八九一年，学生结束以后，过不多时，张公便辞别了主教神长及修士们，奉命往土木川开始传教。但我们先该知道那时的集宁教区，还没有堂口，那些堂口都是后来次第成立的。张公从西湾子起身，先到了南壕堑，又到了代海探望自己的母亲和妹妹；阳历十二月初八，首先为海留素台村举行弥撒，因为这个村子是他后来传教惯驻的地方。

下一年，即一八九二年一月一日，张公和南司铎商议，推进教务的计划。

这时，张公在谈话中，听南司铎说：“该处传教的大阻力，就是秘密教门。他们暗地里宣传自己的道理，本地人被骗信从的很不少，此外还有一种叫黄吉教，他的来原，至今查不出；他们也信天主只有一个、三位一体、降生救赎等等的大道理，但是讲的不齐全，故此当时信从他们的人，就彼此传说，后来要有别的传教士骑着马来给他们细细讲明那些道理。又有一派名叫清佛道，这一派并没有讲过什么一定的道理。

那时传教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许多地方各派的信徒，尤其是黄吉教的信徒，归正的不少，但是只有两位教士，和不多几位传教先生，实在是忙不过来，却也没有别的好办法，添派传教士是办不到的。

张公眼看这些失迷的亡羊无人照管，教士又很少，就同南公商量，加紧训练多栽培几位传教先生，教他们协助传教，作教士的先导。这正是真正的公教进行会的办法。也是张公后来著书立说的缘起，他看见该收割的庄稼多，收割庄稼的人少，所以起先栽培传教先生，后来看来还不够，就编了许多宣讲圣道的书籍，以补口讲的不足，有他《邪正理考》引言中几句话可以作证，他说：“口舌愿多而不能多，声音想大而无法大，作这部《邪正理考》以代口舌之所不及，补声音之所不到。”

那地方的传教先生有一种特别的心理，就是把传教当作乐事，抱着一种“家宝家传”的精神去传教，以圣教会的道理当至宝去传给本地可怜的同胞们。

这些传教先生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又有信德，热切的爱德，他们的好品性。在传教时，越见得在行为中，发现出来，有许多在光绪二十六年拳乱时致了命。张南二司铎，一起头就教训他们该怎样慷慨待人，怎样自己该有高尚的人格，该躲避什么毛病，和外教人该怎样来往等，所以训练出来的先生们，有许多真可以作同侪的好榜样，他们不辞辛苦，不怕艰难，自己带上干粮，走远路，吃冷饭，有时还得用自己需要的东西哀矜穷人，竟是没有受不了的苦。

张公不但救人的灵魂，还照顾人的肉身，比方办理开渠灌溉，和别的公益事宜，他也每每把这些事记录出来，如说：“今年我在沙卜淖办了灌溉的工事。”有时候他也为涉讼的教友作弥撒求得公道。一八九五年，他和主教协议，禁止教友抽大烟的办法。

张公在各样的事情上，虽然屡次遇到了种种的困难，还是一样不灰心，真可以同圣保禄宗徒一齐说：“随事随处，我都学会了知足，饱也罢，饿也罢，富也罢，穷也罢。”有时候因为没有弥撒酒，或是没有麦面饼祭衣等，不能作弥撒，他就很忧愁。因为他觉得一天不作弥撒，这天就没有神力。一八九二和一八九三年，我们的教区中遭到荒年；张南二司铎在这种困难环境中，还是想法子找机会传教。只因他们二人性情不同，所以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南公性情刚直严厉，所以他传教不愿意多施哀矜；张公慈祥仁厚，极愿救济贫苦人。二人的意见不同，传教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但各人按各人的办法，大家依旧不住竭力光荣天主，救人灵魂，正如《宗徒行实》上所记的，圣保禄和圣巴尔纳伯的事情一样。

从前有一位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在土木川传教很有功，他也识得张南二位传教士的英明，曾说过这些话：“天主降福了土木川这地方，在那里有最好的传教士，张公和南公，这两位司铎满怀热情，和救灵神火，他们为感化外教人的心，不知该有多大忍耐，不知用了多少方法，在新教友中栽培了许多热心的传教先生，这班先生完全学得了他们二位的传教精神，信德坚固，又热心，又朴素，喜欢同外教人谈论圣教会的道理，这些热心先生中，尤其是要数着曹老八窑子的蔡大蔡二弟兄二人，大梁上的周俊、吴松土路的乔英头、海留素台的田富泰，和常登良赫城的陆豪、吴家圪堆的陈五、可可的张海玉、太原府的袁大有，同张进德，河北省的刘清泰等等。”这里我们提出几位传教先生的名字，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为激起我们的心火，效法他们的好表样罢了。张公在他的《邪正理考》上说：“本然教友也当热切传教，到底大半都少这个热切，不用说平常的教友，就是在热心教友里头，这样的热切也不多见，其中所有的推辞，大约有两样：一样是说传教是神父的本份，不是教友有本分；一样是想自己不会传教。”这样推辞的话，张司铎都一一答覆了，又劝教友们彼此联合起来，在神长指导下和神父一心一意的传教，凡是热心传教的人，要好好体会本章的意思，看看张公和当时教友们的善表，我们也该效法他，努力传教，光荣天主，救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