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间，整个文明世界都涌现出一种强劲的宗教复兴精神。即使身在沃尔库塔，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这股精神：那里有出于宣传目的发放给我们的苏联报纸，我可以透过苏联编辑的报道来了解世事的动向。我时常看到新闻提及一位名叫葛培理的美国福音派人士，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教“迷信”复兴。

葛培理牧师被描绘成华尔街反动利益的工具，但这件事如此重要，乃至苏联人认为有必要提到他。在西方国家举行的各种教会会议也受到了嘲笑和谴责。当然，整个版面都是关于匈牙利的敏真谛枢机（Cardinal Mindszenty）、波兰的维辛斯基枢机（Cardinal Wyszynsla）和其他教会人士的消息，苏联卫星国的共产党徒通过虚假的审判将他们监禁起来。《真理报》（Pravda）或《消息报》（Izvestia）上不时有社论发表，警告年轻人不要去教堂或参与其它宗教仪式，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宗教复兴的浪潮一定已经波及苏联。

甚至在沃尔库塔，复兴的迹象也显而易见。有些生来从未参加过教会服侍的人，也在引导下归信基督。在得知红色中国的“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时，我们十分紧张，因为我们先前听说共产党徒占领南朝鲜的企图被挫败了，当我们听到莫斯科电台指责美国人使用细菌战，并对美国军国主义发出歇斯底里的批判时，我们担心一场全面的世界大战可能随时会爆发。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意味着我们所有人将迎来末日。尽管如此，有些囚犯非常憎恨苏联人，实际上他们求之不得。

当人类处于我们的境地，意识到他们在生活中拥有的一切都可能被夺走时，就会迫切需要一块坚固的磐石以便于立足，还需要一些砖瓦，无论风暴多么凶猛，都能使他们屹立不倒。因此，在沃尔库塔，信仰复兴的条件已经成熟，不久我们便在那里实现了这样的复兴，在这个饱受战争困扰的世界中，我们与其它地区的复兴是同时进行的。

这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浸礼宗信徒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浸礼宗是该国真正的基督新教徒。俄罗斯东正教是礼仪主导的，它强调对圣人和圣母的敬礼，在许多方面与天主教相似。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的神学和教理则与拉丁礼天主教和圣公会非常接近。然而，苏联的浸礼宗是一个没有礼仪或庆典的福音团体，与美国的新教教会相似。他们在神学上奉行高度的基要主义，相信对圣经的严格解释。不言而喻，他们在共产主义体制下遭受了巨大的迫害，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红色政权的统治下似乎越来越坚强。如果算上集中营里的数千人，今天那里的浸礼宗信徒可能比1917年革命时还要多。

沃尔库塔的浸礼宗信徒主要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德语区，但也有不少是乌克兰人，还有一些来自“俄罗斯母亲”。此外，由于他们热衷于传福音，浸礼宗在所有民族群体中都获得了皈依者。尽管没有为这些皈依者施洗的设施，但他们先成为浸礼宗团体的成员，正式的洗礼留待以后进行。他们一般在晚饭后立即举行崇拜，营地的礼堂是食堂的一部分，有时他们会选在礼堂的舞台幕布后面活动。建造这个舞台的目的是播映共产主义宣传片和开展灌输式教育。在“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等共产主义节日，这里会有强制观看的节目。但事实证明，这些宣传话术是徒劳无功的，结果舞台如今很少有人使用，并为基督徒的秘密活动提供了理想的掩护。

这些宗教活动非常重视圣经，它们很像我家信奉基督复临派时我在底特律听闻的礼拜活动和祈祷会。虽然在营地里有几位浸礼宗牧师，但我们的营区里没有。然而，我们的团体有几位训练有素的平信徒，他们能够发挥领导作用。为了避免被察觉，每周的活动都在不同的夜晚举行，除此之外，还有在食堂里公开举行的非正式查经班。就在我们进食的时候，一群人聚集在用餐区域后方的一个角落的桌子旁，其中有一两个人看似在闲谈。只有当你走近并拿着盛有盐和黑面包的锡盘坐下时，才会发觉到他们正在谈论圣经的一个段落。当这些领头人凭自己的理解谈论圣经故事或评说基督的教导时，其他所有人都会安静地坐在那里用餐。我们没有圣经，但是这些人对他们所讲的经文烂熟于心，所以就算没有圣经我们也能维持活动。那些听讲的人绝不会盯着讲话的人看，所以这个情景会对狱警产生误导效果。

如果一个新转来我们营房的囚犯表现出兴趣，浸礼宗的信徒就会邀请他到正在谈论宗教的桌子旁，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了基督的话语。这些囚犯有很多来自俄罗斯或乌克兰的一些地区，那里根本没有教堂，他们从未有机会了解经文，也许仅仅通过道听途说了解过一些。他们起初不愿意冒险参加营地禁止的活动，然而，当他们发现主在那里为他们准备的盛宴时，便会渴望了解更多，而不是在餐桌上随便聊聊，不久后他们就成了常客。

我在沃尔库塔目睹的浸礼宗信徒对于传福音的巨大热情，使得共产党徒很难压制这个存在于苏联的教会。浸礼宗信徒的崇拜不需要教会建筑，也不需要受过按立的牧师来主持仪式。只要存在一个浸礼宗信徒，很快就会发展到两个，只要有两个，迟早就会发展到四个。布尔什维克通过逮捕和肃清莫斯科圣统制，将许多消极的、顺从的人安插到莫斯科牧首府的职位上，成功控制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共产党徒严格筛选了所有进入东正教神学院准备从事圣职的青年，但他们从未能对浸礼宗故技重施。从某种意义上说，浸礼宗信徒是革命者，好似激进时期的共产党徒，只不过他们的革命是基于基督，而不是基于马克思。共产党徒对他们的存在感到不安。他们囚禁了成百上千的浸礼宗信徒，但他们无法根除苏联的浸礼宗，当浸礼宗信徒被判刑或流放到苦役劳改营时，造成的唯一结果是使浸礼宗教会在这些劳改营和受害者的目的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