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女修会的议会中（雅培理神父、戴格兰及四个参议修女)，那是一九一二五年一月，在会议记录中有这件新事：会祖「在装钉和其它部门所遇到的阻碍，要向戴修女提出。」以前要向他提出，现在新的指示：戴格兰修女「总管一切。会祖管理会院的初期，现在他是咨议，凡是问他的事，修女也知道。修女当时没有任何特殊职务，但总理一切。」

    今天我们是以经理的眼光来看此事：戴修女推动，她居首席……可是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管理，她接受决定使它不断成为属灵的方向。在她的避静和月退省的笔记中，她管理的新工作都归因于天主的旨意和人灵的需求：「十字架是去天堂的大道。我的四旬期将是忙于一般的事务。」  「天主的旨意是要我做一切普通事务，且服从。」  「准备逾越节：就是省察一般事务。」

    什么是一般要做的事?教会内其它女修会能教她的很少，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总会长，必须要激起和培养现代的祈祷生活、求学和劳工的态度。这里有其它地方所没有的问题、更困难的考验和严格的选择。来报名做学生的女青年及女孩子（矮小的、中等的、高挑的)，往往以为圣保禄孝女会的修女与众不同。接触到现实后，有人爱上了它，有的却不喜欢它。

    有时戴格兰修女必须消除修女们（根据记录)：对工作的冷漠、不够积极完成急迫的命令、有的对长上目中无人、溜班而不作任何工作、或打自己的毛衣。雅培理神父不愿意她有特殊的任务，那是当时开创时期的特色。但不是所有的修女都能忍受繁重的作息，尤其是当时所有修会的特定规律，没有人能集中意志、理智和信仰，而在疲劳中仍能充满喜乐的。

    戴格兰要求院长们给修女们较长时间的散心，这不仅是为松祂紧张情绪，也是为彼此更能认识：「在散心时，修女们（此处自然是指女青年而言)可以自由表达自己，消除紧张，成为自己也使人更认识自己。」正如鲍思高所说：「一个快乐的孩子是一本敞开的书。」

    雅培理立刻了解：戴格兰一方面继续自我陶成，一方面她负责塑造性格。的确无法禁止她对特殊事务的关心，以及「不以长上身分」所显露的举止。当她看到一个女孩折纸折得不好，她不给她下命令，而是她自己教她折，直到她学会，这是她处理事情负责任的态度。

    在学校也是如此（她没有念过很多正规教育)，她会善用小小的手法，甚至惩罚。例如：（在一般学校多年来习用的)罚学生抄写同一句子十遍、二十遍或三十遍。可是她改变方式：叫学生抄一个故事，或至少学会一个故事。

    她首要的教育天份不是在用戒尺敲打桌子，让即使是懒惰的人也跳起来。不是，戒尺留在原地：她是根据人的动机，利用各人的天份，接受一切阻力而朝正确的方向成长。犹如在她的一封传阅信函中所说：「教会培养自然的气质和恩宠才能：它们在人心灵中不断向善及圣化。为培育度修会生活，不必拔除一切习惯，只要改变不好的习惯和习性：也不须压抑自然的倾向，或口径一致，而要灌输宗教精神、信仰及牺牲的生活，爱天主，爱使徒工作，设法拥有一切成圣的方法。这是最要紧的，其它一切都是点缀。」

    她对学生和老师同时行动，因为可以学习不要让所有的人「从一个模子出来」，而且也让她们感到小小的关怀，如书信、贺卡、关心家人等都很重要。用这些方法，戴格兰成功地使某些困难和青年的某些悲剧成为日常事务。她一个一个地帮助她们平静地清楚认识自己，使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路，无论是在会内或是会外——「戴格兰模式」到处受用。

在保禄会的历史中街有时间上的交叉，因此也需要叙述另一个戴格兰。我们已见到了那个以远大目光，为了未来的需要培养女青年和女少年的她：可是就在同时，当她担心购置印刷机或建屋的钱和担心墨水太快地毁损钢笔时，她已经要修女们近期内准备前往国外（如西班牙、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保禄会神父及修士与贾卡铎神父动身去罗马，修女们立刻也跟着去了。

    他们去罗马，接近监视他们的梵蒂冈圣部，不让人们认出来，因为他们是「不被承认的」，是好像被咒骂的。官方方面，以梵蒂冈来说，连阿尔巴主教都不「承认」他们；不过将来有一天，在他们罗马的会院，教宗也成了他们一家人。可是当时保禄会的修士修女，以流浪者身分秘密地潜入永城。

事情发展很快。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在几天内两小队保禄会士进了罗马：一队是男性中学生，由贾卡铎神父带领；另一队是修女，由阿玛里雅·贝罗洛修女带领。贾卡铎一队带了印刷机器、活字盒、书、教室坐椅、餐桌等。德西德辽·高思达神父为大家作初步安置，他是最初的保禄会士之一，他努力使整个意大利认识阿尔巴的出版物和雅培理神父的团体。贾卡铎让男孩们住在奥斯底恩杉路，阿玛里雅院长让修女们住在距离半公里远的河岸路。会院真正迁往罗马，以及保禄城在罗马的诞生，还只是未来的计划和梦想，目前只是流亡者。